揭秘：战功卓著的“中原王”汤恩伯为何声名狼藉？

抗日战争中，汤恩伯一直是位颇具争议性的将领。抗战军兴时，他还只是全国一百多位军长中的普通一员，但在经过南口、子洪口和台儿庄三役后成为全国皆知的名将，此后他长期在河南与日军大打拉锯战，逐渐成长为地方大员，并发展出中央军三大派系中的“汤系”集团，号称“中原王”，这在众多优秀军官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在经过1944年的豫中大溃败以及“水旱蝗汤”的劣名之后，不仅“汤系”瓦解，他本人也成为声名狼藉的罪人。这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汤恩伯的抗战生涯。

教官出身的部队长

汤恩伯(1900.9.9-1954.6.29)，浙江武义人，原名汤克勤，以字行。汤恩伯出身农民，幼时因替友人打抱不平惹上官司而选择投军避难。幸运的是，他受到了时任师长的陈仪赏识，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在明治大学攻读经济学，后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18期步兵科学习军事。

如果说对汤恩伯有知遇之恩的是陈仪，那培养并提拔他的“伯乐”当属张治中。1926年7月汤恩伯学成归国后开始长期从事军校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过科员、队长、大队长、教育处副处长等职，因教学期间严于律己，又提倡因材施教而受到教育长张治中的赏识。

1929年6月张治中开办军官教育连，由自己兼任连长，调汤恩伯任副连长。由于张治中需要兼顾全校教育事宜，因此军官教育连的实际工作全由汤氏负责。此后教育连扩编为教育团，又改编为教导第2师，汤恩伯竟因此一跃成为教导第2师第1旅少将旅长。让一位从来没有带过兵，且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军人直接当上野战部队的旅长，这在全国军队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受张治中的提拔，汤恩伯志得意满，但在他又一次被提拔为第2师师长时却尝到了失败的苦果。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汤恩伯在与红军作战中冒失突进，结果遭到惨败，落得一个撤职查办的结局。经此打击，汤恩伯痛定思痛，他在得到钱大钧和徐庭瑶的保举出任第89师师长后连战告捷，因功被提拔为第13军军长。

汤恩伯当上军长后，以清末名将胡林翼的“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为治军座右铭，重用黄埔军校毕业生，作战时“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不识亲疏不计近远，战时使部曲均畏威怀德，乐为效命”。行军时，命每个连队必派1名军官手持“执行革命军纪”小旗押阵于后，以保证军纪。此外，汤恩伯“自奉俭约，平时不讲究穿着”，士兵都称他为“伙夫头”。在经济上，汤恩伯主张公开，并“廉洁自律”，不仅使全军官兵对其信服，部队军纪也是全国陆军中的佼佼者。

第13军在汤恩伯的不断建设下，逐渐成为他的基干部队。此后汤恩伯即以第13军为基础不断壮大，并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

名将的诞生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汤恩伯的第13军首当其冲奉命在南口阻击日军。南口是平绥线上的要隘，守住此地，则日军进兵察哈尔受到牵制，更可保山西和绥远无恙。

汤恩伯作为第7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指挥第13军、第21师、第72师等部力敌日军第5师团和混成第11旅团。由于战况激烈，在固守的20天里伤亡达到近3万人，而日军也付出了2000余人的伤亡。南口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因阻击时间长而不断被新闻记者报道，使这次战役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初期的一个标杆，汤恩伯也因此成为抗战初期为数不多的被正面报道的将领。

南口战役结束后，第13军扩编为第20军团，汤恩伯升任军团长，指挥第13军、第52军和第85军。当时的38个军团多以1个军团辖1个军为主，军团长形同虚设。著名者如庞炳勋的第3军团，辖第40军，第40军又只辖第39师，这样庞氏几乎与师长无异。而能够辖3个军的，除了胡宗南的第17军团外，就只有汤军团了。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山西战场的中国军队全线溃败，阎锡山已经没有任何部队可用于阻挡日军前进的步伐，这使晋南岌岌可危。在此危急时刻，还没有组建完毕的第20军团奉命驰援山西。

汤恩伯接到命令后连夜带着第89师出发，沿途见到的全是败兵和难民，先头部队的一个营又被日军击溃。在此情况下，汤恩伯为稳定军心士气，下令枪决战败的营长，随后果断选择在子洪口设伏，成功击退了日军的追击部队。接着，汤恩伯指挥军团主力坚守子洪口，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为第2战区各部队争取到了重新布防和整顿的宝贵时间，也为稳定晋南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事后曾有人评价：“子洪口之捷稳定了晋南战局，如失守，则山西在1937年就将陷于敌手，如此陕、甘危矣。”

1938年4月的台儿庄大捷，是汤恩伯军旅生涯中的巅峰。在这次战役中，友军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不退，汤恩伯的第20军团则适时出击，成功击退日军，随后一路反攻将日军包围在枣庄、峄县数地，予以沉重打击。关于台儿庄战役的具体经过，相关著述颇多，笔者在此不多赘述。台儿庄战后，汤恩伯以及所部军长王仲廉、团长陈林达等皆获颁青天白日勋章。汤恩伯这位“抗战名将”也就此正式诞生了。

徐州会战结束后，汤恩伯的部队继续得到发展，他以第13军和第85军为基础，之后又亲手编练出新编第2军(后改称第29军)，使这3个军发展出来的第31集团军成为“汤兵团”中的攻坚主力，更是成为第1战区和第5战区的战略机动兵团。由于第31集团军长期被集中使用，其运动攻击和协同作战能力极强。日军曾经对第1战区和第2战区各部队编写出一份调查表，他们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按照甲乙丙三等来划分。表中被列为“甲等”的部队寥寥可数，但汤兵团几乎每个师都被列作“甲等”，可见第31集团军在日军眼中的地位。

“中原王”的起落

汤恩伯在台儿庄的战绩铸就了“抗战名将”的身份，此后他又凭借随枣会战、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三次取得捷报的战功而当上了第1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全权指挥河南驻军。此时的汤恩伯拥兵5个集团军，近40万人。不仅如此，日军也视其为“宿敌”，几次试图围歼汤部而未果。

然而人生总会有起落，汤恩伯自然也不例外。

抗战期间的河南省连年遭灾，却仍需要担负全境驻军的补给。这使河南省政府及所属各县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驻军口粮而不得不使当地百姓忍受饥饿，如此日积月累，地方上对军队的怨气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到1942年河南闹出大饥荒时达到了顶点，汤恩伯作为河南省的实际军事负责人也被称为“汤灾”。

尽管如此，汤恩伯还是以个人名义捐出了20万赈灾款，发动部队救灾，累计放粮268万斤。他还动员部队节约出了700万斤粮食，作春荒贷麦来救济灾民。不仅如此，他还命令所属各部的团长以上军官收养灾童，使河南驻军中几乎每个军收养了100到200名儿童不等。

汤恩伯的名声从1942年开始走向反面，他的兵权则在1944年遭到了一次致命性的打击。

1944年4月，日军调动中国战场上的所有军事力量发动了“一号作战”。在这场贯穿中国南北战场的会战中，河南驻军首当其冲。在这关键时刻，第1战区却对敌情判断作出了致命的错误指示，导致日军大迂回成功，先是攻占许昌，重创暂编第15军，随后以机械化部队一路西进包抄河南守军后路。

此时正打算在嵩山地区伺机反击的汤恩伯自乱阵脚，为免被围，他不得不下令后撤。大军未战就撤，一时军心涣散，纷纷争抢着向伏牛山区转移。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本想依靠汤恩伯兵团阻挡日军，不想汤兵团却率先后撤，蒋氏见无法续战，在与日军稍事接触后也下令撤退。就这样，整个第1战区各路部队呈现出“兵败如山倒”的一幕。

汤恩伯和蒋鼎文的部队在退往豫西途中，遭到当地乡民、土匪以及民团的截击，损失相当惨重。比如第14集团军总司令部、第31集团军总司令部、第13军军部、第14军军部等皆遭到袭击。规模最大的莫过于渑池县地方武装上官子平部，上官趁着新编第8军溃败时，在邸坞山区强行缴了该军2000余人的械，就连军长胡伯翰的配枪也被缴走。

豫中会战惨败后，蒋介石大为震怒，当即下令撤了蒋鼎文和汤恩伯的职。汤恩伯就此落马，他的部队也被一分为二。第31集团军主力驻守豫西一带，原黄泛区的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分别由何柱国和陈大庆带领驻守平汉铁路以东的苏鲁豫皖边区和黄泛区。其嫡系部队第13军和第29军自此脱离第31集团军，与另一主力第85军天各一方，曾经叱咤中原的汤恩伯兵团从此一分为三，再也不复当年风采。

汤恩伯虽然被撤了职，但是有些事情并没有结束，比如河南长期以来存在的军方与省政府矛盾。由于国军在伏牛山地区遭到各种势力的洗劫，以河南参政会为代表的省政府一方很快将这些事情包装起来，纷纷指责蒋鼎文、汤恩伯不仅作战不力，而且军纪败坏。战后此类控诉函数竟以百计，更有河南省参议员要求枪毙汤恩伯以谢国人。一时间，昔日的抗战名将成了几乎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不过汤恩伯并没有因此颓废。当国军在桂柳会战中溃败以及日军攻入贵州并进而威胁陪都时，汤恩伯又被重新起用，他以黔桂湘边区总司令的身份指挥7个军的兵力驰援独山，为保卫陪都出了一份力，顺带着也使手下两员得力干将张雪中和孙元良得到了青天白日勋章。此后他又以第3方面军司令官的身份指挥了抗战最后一年的广西大反攻，接连收复广西省境的数十座城镇，成为抗战8年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反攻告捷之役。

1945年9月，曾经的败军之将，在一年之后再次以名将身份进驻上海，并在那里接受了日本驻军的投降。(文/杨晓鹏、胡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