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9个儿女都各有自己的成就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在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长大成人的9个儿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并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爱国心。他们从不依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默默无闻地奉献。

梁启超的9个子女皆才俊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1868年-1923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1885年-1924年)所生。

长女梁思顺(1893年—1966年)：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

长子梁思成(1901年—1972年)：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1923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在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次子梁思永(1904年—1954年)：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三子梁思忠(1907年—1932年)：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25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

次女梁思庄(1908年—1986年)：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1925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1930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1943年—1946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1980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981年4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5载，于1986年5月20日去世。

四子梁思达(1912年—)：著名的经济学家

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三女梁思懿(1914年—1988年)：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梁思懿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1949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四女梁思宁(1916年—)：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思宁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

五子梁思礼(1924年—)：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3年的课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Cincinnati)硕士(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1949年10月1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12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1956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梁启超妻子

两位夫人分别是：

李蕙仙(1869—1924)，祖籍贵州省贵筑(今贵阳)，生于北京固安县，

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女、清末著名维新派大臣、礼部尚书李端棻之堂妹，变法维新领袖之一的梁启超之发妻。 1891年与梁启超结婚。1896年随梁到上海创办鼓吹维新的《时务报》，并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她但任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学校长。李蕙仙与丈夫一起经历了清末民初政坛、文坛的惊涛骇浪，她总是给梁以安慰和鼓励，助梁施展才华，替梁抄录文章，做梁文的第一位读者。李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于北京。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李蕙仙与梁启超生有3个子女，他们是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著名建筑学家和教育家梁思成和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

王桂荃(1886-1968)，四川广元人，梁启超的第二夫人。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王桂荃给梁启超生下了子女8人，后来长大成人的有考古学家梁思永、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梁思忠、社会活动家梁思懿、经济学家梁思达、新四军战士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梁家的孩子们称呼李蕙仙为“妈”，称呼王桂荃为“娘”。戊戌政变失败后，梁、李两家族人纷纷逃亡国外，王桂荃到日本后，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行的东京话。她是李蕙仙得力的助手，也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又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由于她说得一口好日语，所以凡属家务方面的对外联系，大部分都是由她来办。1968年王桂荃，在“文革”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在广州乡试中中了举。当时的主考官看中了他的才华，把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在梁家，李惠仙相夫教子、敬老扶幼，与梁启超相敬如宾，感情非常融洽。

1898年6月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顾不上家小，仓惶逃往日本。他虽然很繁忙，但是家书不断。他还把自己的和服照片寄给李惠仙，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甚至后来1915年护国战争时，梁启超去参加护国军，对一家老小更是放心不下。李惠仙反而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李惠仙可以称得上是深明大义的贤内助，梁启超深情地称她为“闺中良友”。

1899年梁赴美，在檀香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一位何姓华侨举行的宴会上，梁启超结识了华侨的女儿何慧珍。钦佩和仰慕梁启超才华的何慧珍向梁启超表达了纯真的爱慕之情。几位要好的朋友都希望梁启超和何慧珍能够结合。但梁启超毕生反对女人缠足和男人纳妾，还付诸行动，成立“不缠足会”、“一夫一妻世界会”。此时的梁启超提笔给远在日本的发妻李惠仙写信，详细地向妻子讲述了自己对何慧珍的感情。通情达理的李惠仙十分理解丈夫对知音的渴求，不但同意梁启超的选择，而且还准备亲自操办此事。然而最终，梁启超还是以自己的理智战胜了情感，斩断了与何慧珍的情缘。

1901年，梁启超的长子，也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梁思成诞生。苦盼六年的梁启超后继有人，自然非常高兴，但望着孩子单薄的身体，他和李惠仙都有些担心。于是为了香火旺盛，1903年，梁启超在李惠仙的准许下纳李惠仙的侍婢王桂荃为妾，王桂荃后来一连给梁启超又生下了六个子女。在李惠仙生前，梁启超很少公开提到王桂荃，可能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定下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因。他要求孩子们叫王桂荃“王姑娘”或者是“王姨”，但是几乎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1924年李惠仙去世，梁启超悲痛欲绝。1929年，梁启超也因病逝世。他和李惠仙合葬在北京香山，留给了王桂荃他的孩子。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到了更多的勤奋品格和坚忍不拔。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