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不为人知的一面 曾是上海红十字会副会长

有人认为，杜月笙被选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是在原副会长史量才被暗杀之后才被补推的。事实应该说是暗杀当日杜即被补推选为副会长。1934年11月史量才被军统组织暗杀，因为史量才原等于是第一副会长(从1907年至1913年四届只设一名副会长，从第五届至1946年第十一届也一直设两名副会长)，所以，史被暗杀的当月22日，总会第一届第四次理事联席会议立即推选杜月笙为副会长，他的名次一直排列于另一位副会长刘鸿生之前。杜月笙是为第八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以后在1938年第九届、1943年第十届、1946年第十一届，杜月笙均连任副会长，共担任了12年副会长的职务(见《中国红十字会九十年》)。

但据笔者查证：杜月笙在此之前就已经接触红十字会的工作，而且担任了一定的职务。现在所能查到的是1934年9月，杜月笙已经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公选为理事，并由理事会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杜月笙当选为副会长之后，他同时还被选为总会下属机构救护委员会副主席和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这说明杜月笙被红十字会选举担任重要职务，与他“乐善好施”及在工商界的影响有关。上海每次赈灾募款均由杜月笙领衔，据统计，在“闻人”中，杜月笙捐款赈济是最多的，所以他自然被推选为上海慈善团体的理事长。而且，每月杜月笙都要散发“济贫月折”，贫民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两日，均可凭折领取救济金。对于这些“乐善好施”诸举，无论如何褒贬，但谁也不能否认这确是事实。

在杜月笙当选为副会长的两年前，他出于爱国心，曾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与史量才领导上海的救护捐济活动。《杜月笙先生大事记》载：“迨九·一八事起，不旋踵一·二八又猝发，我军英勇奋斗。先生念上海处全国经济中心，交通之总纽，其胜其贬，国之存亡焉，立即与诸同志组织上海市地方维持会，被推为副会长。一振臂而全市民众，不论男女老幼，感攘臂起，供应军需粮食于前线，安定金融生活于后方，救护伤兵于弹雨之下，拯救同胞于水火之中。创为救济捐，则捐款表纷沓而至；征集机车工具，则应召者争先恐后。且于救济维持之外，设有政治、外交、租界问题、航空军事各委员会。盖先生之谋远虑深，非仅为一时之维持地方已也。协定停战之后，地方维持会结束，改为地方协会，旋先生亦改任会长……”这篇文字据说出自章士钊先生手笔。客观而论，上述所记不免有夸饰之辞，但应该承认基本上是事实，杜月笙在工商、金融界有影响和号召力，在淞沪抗战中，他确实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当然，地方维持会长史量才发挥了核心作用，杜月笙应该是受了史量才的鼓励和影响。

史、杜等人的作法，并不符合蒋介石的想法。当时蒋还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对十九路军抗战每每掣肘，因而对史、杜领导的捐款接济义勇军、向前线运送慰劳品、抢救伤员等，是不满意的。事实上，地方维持会及事后改称的地方协会，与当时贯彻蒋意图的上海市党部产生了矛盾。从某种程度来说，维持会由于从事爱国救亡，实际也取代了上海市党部的位置。这就招致了蒋对史、杜二人的不满，招致了史量才的被暗杀。

史、杜二人关系密切，所以杜在见到蒋介石时，屡次为史说好话。史被暗杀前，杜月笙曾亲自陪史量才去见蒋介石，以求消除矛盾。但史量才坚持抗日救国，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威胁，据说分手时蒋介石对史说：我有几百万军队，惹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针锋相对回答：我的《申报》(史当时是社长)有几十万读者，我也不能得罪他们(指宣传抗日救国)。由此引起了蒋的杀机(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据军统老人鲍志鸿回忆：蒋介石听从杜月笙的建议，通知军统停止暗杀史量才的行动。因负责人赵龙文下午睡觉而致使电文未能及时下达。翌日史即被暗杀)。

史被暗杀后，杜月笙不仅担任了史原来红会副会长一职，也担任了史原任会长的上海地方协会会长。这依然引起蒋介石的不快。地方协会是在抗日救亡中产生出来的团体，不是蒋的御用组织。而且，杜任红会副会长后依然热衷救亡活动，所以蒋、杜二人的芥蒂并没有因史的被暗杀而消除。

杜月笙被推举为红十字会副会长，固然是因为他对救亡运动的热诚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同时也确实因为他有长期的赈济组织工作经验。杜月笙早在1924年就出面组织了上海难民救济会，1925年又发起联义善会，以“拯济贫苦”为宗旨(见《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成绩。当然，做出这样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于杜的号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毁家纾难”。在这一点上，他号召他所能影响的团体(包括他的帮会组织)捐助抗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战中，他坚持在上海，包括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直至11月上海沦陷，他才秘密撤退。

杜月笙在上海抗战中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抗战。过去认为是戴、杜二人抓特务武装，对付共产党，实际这种看法违背了历史。尽管戴笠一生以与中共作斗争为己任，但在抗战中，他的思想倾向基本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在这一点上，“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与他是一致的。两人本来即为挚友，在抗日这一点上又有共识，所以两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

在抗战中的开始阶段，海外物资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国内，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办理接收、转运，为抗战事业应该是做出了贡献的。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杜月笙在抗战中，激于爱国热忱，领导了红十字会的医疗救护和物资运输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也不会忘记他在抗战中做出的贡献。抗战中的红十字会救助工作，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这里有杜月笙的努力和热忱。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出走香港。蒋介石为防止他投向人民，曾派俞鸿钧、洪兰友专程游说邀他赴台。杜以染病推拒。蒋发现杜欲回大陆，一方便散布谣言，说中共欲引渡他回内地清算批斗，另一方面布置特工潜入香港，欲将杜暗杀。杜因惊惧而中风，并拒绝治疗，1952年8月7日口述遗嘱，8月16日弥留前对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他的遗愿终未实现，1952年11月遗骨被运往台湾，至今暂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身上有不少污点，但也有黑暗中闪烁的火花。一个人只要做了一点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事，历史将会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