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纠结”的外交官王宠惠：列强夹缝中求生
1937年3月3日，王宠惠接任刚刚辞职的张群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巧合的是，就在同一日，佐藤尚武也入阁成为新任日本外务省大臣。
对日外交，一直是南京外交部大楼里的官员们数年来最头疼的任务。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曾令数任外交部长束手无策。这座位于南京中山北路32号的建筑，数年里迎来送往，在此之前的历任部长任职很少能够超过2年。
部长们并非都是无能之辈，在这些来去匆匆的人中，囊括了国民政府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职业外交人才，如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等人。但中日关系不仅没能好转，反而越来越滑向全面战争。
在这栋大楼里的每个人，都深知此时接任外交部长意味着什么。还是在1931年，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就因为处理中日关系不当被愤怒的学生围攻殴打。但和后来的汪精卫相比，仅仅是被打伤的王正廷应该感到幸运。1935年11月，时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在总统府大礼堂被人枪击，连中三弹，侥幸存命后，随即辞职。继任者正是张群。
1937年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
第二次坐上外交头把交椅
王宠惠不是外交界的新人。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在政府中主政外交。但距离上一次，已经有25年之久。
1912年1月5日，他从孙中山手里接过外交部总长的委任状，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最年轻的总长，那一年他31岁。那一次，因为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成立，他在此位置仅仅2个多月就卸任了。
和王宠惠同一天上台的佐藤尚武是对华温和派的代表，他提出的入阁条件：“必须以平等的立场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调整国交，缓和两国之间的利害冲突。”
随后几日，在贵族院议会上，佐藤要求从“新的出发点”将日中间的问题加以纠正。而这一“新的出发点”就是“各国根据平等的立场进行交涉，此乃国际间的常规；根据这一常规而与中国进行的交涉，可以说是以一般的理念、一般地处理极为一般的事情”。
这样的表态，曾短暂地让南京外交部松了一口气。
与外相的表态相比，日本内阁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也不鼓励和支持地方政权分裂。同时还提出了废止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的相应计划。
日本军部显然不能容忍有这样一位“温和”的外长。1个月后，无法抗拒军部压力的日本内阁总辞职，佐藤外交路线随之流产。
在全面抗日的大氛围中，战争既然已经是不可避免，作为外交部的主政者，王宠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缓和局势，延缓战事，让国家获得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
民国政坛的“常青树”
细究起来，王宠惠从踏入政坛开始，就是在维持危局中度过的。1912年任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忙于让新生共和政体得到列强承认。1921年任北洋政府派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则忙于利用国际环境废止对日“二十一条”。1936年初，还在海牙国际法庭法官任上的王宠惠惠被急召回国，调解两广地方实力派和南京政府方面的矛盾。两广矛盾刚刚缓解，张群又在此时辞职。
王宠惠在民国政坛中是个有名的“标准好人”，“为人谦逊，没有别的嗜好，爱吸老牌雪茄烟喝红茶”。平日深灰西装，素色领带，银色手表，常年是标准英国绅士的打扮。他喜欢交响、提琴、钢琴等西洋音乐，却对京剧、昆曲的兴趣不浓。这和他受到完整的英美教育有关。
1881年，王宠惠生于香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幼年进入圣保罗学校接受英文教育。189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毕业，并获颁发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1902年王宠惠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王宠惠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研究国际公法并考察各国宪法。他取得英国律师资格，还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
最先为王宠惠带来声誉的正是他在法学方面的造诣。1907年，王宠惠翻译的《德国民法典》英文版由伦敦斯蒂芬斯书店出版，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好评如潮。一直到1970年代，王译《德国民法典》仍然是美国高校法学院中的经典教材。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还提到王宠惠，因为他上大学时用的正是这本书。
王宠惠的履历表在变乱纷争的民国时代罕见的“完整”，几乎在各界政府中都担任过要职，孙中山时期的外交总长，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总长，黎元洪北京政府的大理院院长，梁士诒内阁司法总长、教育总长，1922年“好人政府”的内阁总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再到如今的外交部长，期间还两次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
作为民国政坛的“常青树”，各届政府首脑总是在处理最棘手问题的时候想到王宠惠。但他绝不是一个没有政治观点、四处和稀泥的“好好先生”。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王宠惠旧交来游说，让他作一篇鼓吹文章，许以50万现金。王宠惠愤然说：“余之笔专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一句话，将他的英美教育背景表露无遗。
欲与日本斡旋却失败
“七七事变”发生的当日，王宠惠还在庐山。
从5月底开始，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就上了庐山。当时，也正是佐藤辞职之时，中日外交关系缓和的一线希望随之破灭。刚刚辞职不久的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的名义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商讨抗日之事，被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于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谈话还未开始，中日战事已开。王宠惠在7月8日了解到事端之后，即指示外交部人员向日方口头抗议。7月9日，王宠惠飞抵南京，10日向日方提出书面抗议：“日军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订挑衅之计划，尤为不法。”王宠惠要求，日军应正式向中国方面道歉并处罚负责人员，赔偿损失，并保留中方一切合法要求。这是中方正式向日方提出书面交涉。
这可能是王宠惠外交生涯中最紧张的几日。上任4个月来，虽经百般维持，但战事一开，已无后路可退。
有着深厚国际法学养的王宠惠，多年来力图将中日问题国际化，用英美苏等国的力量来牵制日本。还是早在1921年，王宠惠作为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时，就在会议中突然提出废止“二十一条”的“临时动议”。日本代表毫无准备，措手不及，本想将日中问题限定在双方解决的希望破灭。在国际压力下，日本代表于次年2月正式声明：放弃对中国南满及东盟的特权。王宠惠在会上展现出深厚的英美文化背景，以及纯熟的国际公法学养，给人印象深刻。日后他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也同样有赖于此次会议给他带来的国际声望。
就外交的技巧来说，在整个中国，似乎也只有老资格的外交官顾维钧可与之媲美。“王（宠惠）博士是位热心的国家主义者，虽然他的本行是民法，但他对各种能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的事务均具有深厚的兴趣。”顾维钧曾如此说。
但无论如何纯熟的外交技巧，也只能在承认国际交往普遍原则的场合适用。对于1931年之后的日本，这样的技巧似乎很难有用武之地。
1932年2月24日，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在国际联盟通过谴责其入侵中国的决议后，集体退场。对比10年前华盛顿会议后的局势，日本显然已经不再把国际主义的原则放在眼中了。
如果说在华盛顿会议上，王宠惠还能纵横捭阖，游说于列强当中，用国际公法为中国争取一些利益的话。到了1937年，王宠惠所能依恃的国际格局早已天翻地覆了。
抗战开始，临危受命
1937年的中国是孤独的，王宠惠同样也是孤独的。
抗战开始时，中国外交四处碰壁。诸国空谈大于实际行动，只有苏联表示它将支持中国抗战，但对调停则拒绝参与。外交部派顾维钧等人在国联大会第18届常会上提出申诉，但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侵略的决议。
回国后不久，胡适、蔡元培、梁漱溟等人呼吁成立“好人政府”，力图让知识丰富，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组阁，改变武人主政的政治局面，以再造国家。王宠惠则积极响应，出面组阁，就任“好人政府”的内阁总理。但仅仅3个月，“好人政府”就在军阀的压力下倒台。
能够在军阀混战，政党倾轧，派别林立的民国政坛站稳脚跟的王宠惠，在此事件当中表现得如此“幼稚”，就像是不知道仅凭个人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整个局面一样。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他当时去担任内阁总理的想法，就好像也很难猜测他在1937年敢于接手外交部长时的心境。
王宠惠的外交部长一职直到1941年6月卸任，那时候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还有6个月，但中国已经是美国《租借法案》的受援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是英美联盟的一部分，并逐步获得丧失了一百多年的大国身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际身份由“万国朝贡”体系的盟主转变为屈辱条约体系的弱者。所有在外交上的努力，不过是利用各个列强的矛盾而维持短暂的平衡。从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4年间的变化不可不谓天翻地覆。这一影响要随着战争的进行而日渐清晰。对于一个职业外交官来说，能将危局维持至今，实属不易。
1946年，王宠惠作为中方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建设性建议，并承担联合国宪章中文版的润色和审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