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兴衰荣誉：神宗为何倾向王安石改革？

把政府加强干预经济力度的所有举措，都简单看作是横征暴敛，这未免有些偏颇。王安石自然也不能苟同这一强词夺理的说法，他运用动态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就是通过实施广辟财源、发展生产的政策，以增产增收的办法来充裕国家财政。王安石也搬出本朝的史实，来证明赏赐并不是症结所在，节用也不是解决症结的办法。他指出，本朝开国之初，宰相赵普等人常常受到太祖、太宗动辄万数的重赏，那些赏赐的数目通常都非常丰赡。而如今，群臣往往受到赏赐的数目不过区区三千，远不能和祖宗时代相比拟，又怎么能说多呢？所以，还是应该坚持赏赐群臣的老规矩。本朝以孝道治天下，故而最重视“祖宗旧例”，此乃国之法度。

搬出这顶大帽子，王安石认为足以压服司马光了。不过这点儿，他明显低估了他的老朋友司马君实，作为史学家的基本素养，就是对于相关史料的透彻解读。司马光的心中一定一阵窃喜，王介甫这回可撞到自己的枪口上了。他不慌不忙地历数赵普这些开国元勋运筹帷幄、平定诸国的历史功绩，告诉大家对这些前辈“赏以万数”是非常应当的。可是如今的群臣，谁又能为国家建立如此彪炳千秋的功勋呢？如今两府官员在参与助祭典礼的时候，不过是做些奏中严外，辨沃盥、奉帨巾的事，有什么能与赵普相比的功勋？既然没有也不能，哪又凭什么受到如此丰厚的赏赐呢？无功不受禄，这是人之常情。未建尺寸之功，便受千万之赏。长此以往，必然使得世风日下、廉耻具废，而奢赏无度更造成国库亏空，谈什么拯救国家财政危机呢？

两位名满九州的翰林学士，在延和殿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年轻皇帝也极力装出和他年龄不相符合的深沉老道来，稳坐于御椅之上，一言不发，认真倾听两人的唇枪舌战，丝毫没有表态的意思。这可真让参加集议的群臣们，一脑袋浆糊了，皇帝到底倾向于谁的意见呢？他们又该站在谁的一边，更能得到皇帝的圣眷呢？

辩论进入白热化阶段，双方互不相让，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位执拗相公费尽口舌，既不能说服对方，也不能使得年轻的神宗皇帝有丝毫倾向性的表示。两人一时无语，正好喘一口气里，各自在一旁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招法。偌大的延和殿上，就这样死一般的静寂下来。静寂得好像“这里黎明静悄悄”的第171铁路会让站，哪么谁来做费多特“叶夫格拉维奇”瓦斯科夫准尉呢？

自然有人，这个人就是王安石的同年、翰林院的负责人，翰林学士承旨王珪。这年，王珪已经五十岁了，在担任这个翰林院资深职务之前，他曾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任过开封府的知府。王禹玉有文采、善文翰，典内外制凡十八年，朝廷典策多出其手。他是位好好先生，好得乃至于有些滑头了。看到两位部属争得面红耳赤，特别是他的年弟王介甫稍显下风。大家这样干耗下去，腿脚僵硬倒在其次，关键是年轻皇帝不表态，再争论下去也毫无任何意义，徒费口舌、徒伤感情。于是，他出来做合适佬打个圆场，想让大家都能体面地找个台阶下来。官场上嘛，大家都是有身份、有面子的人，这样争来争去地打嘴炮成何体统？况且，作为翰林院的长官、一位资深翰林、也是两人的老朋友，他应该也有必要出来做个总结性发言。王珪和颜悦色地说：“司马光说省费要从贵近做起，这话说得对;王安石说赏费不多，恐伤国体，这话也说得对。”既然大家都对，也都说得合情合理，哪又该听谁的呢？他顺势一个漂亮的弧线球，把难题传给了年轻的神宗皇帝，他请皇帝乾纲独断，自行裁夺。

年轻的神宗，显然对王珪突然传过来的这个弧线球，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他还沉浸于刚才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激烈辩论之中，正在努力整理思维，在两个看似都完全正确的理论中，寻找跟自己变法思想暗和的那个政治同盟者。很明显，在这次辩论中，司马光那丰富的历史知识、清晰的逻辑思维、悦耳的北方官话，使得他占尽了上风。但青年皇帝心中，却似乎不大偏向这位赢家。赵顼需要的，不是哪里进风漏雨就把哪里修补一下的裱糊匠，而是能够在前人基础上再造辉煌工程的建筑家，是助他筹划主持变法大业的股肱重臣。“节流”，是历朝历代诸多君臣屡屡别弹的老调儿，严重缺乏新意，效果也堪忧。青年皇帝将要开拓的是一番建功立业、恢复中兴的亙古鲜见之伟业，这番事业需要极大的财力支援，一味的节流挖潜，也显然不足以支应大局。但目下，司马光的主张明显合情合理，也更得到了群臣们的支持。同时，神宗也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皆本朝英俊、人材难得，不愿两人为此构怨而影响团结。故而，他也走了一下调和主义路线，把矛盾暂时搁置开来。不置可否地说：“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虽然延和殿辩论中，好像王安石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但种种迹象表明，年轻的神宗皇帝还是越发中意于这个拙于言辞的失败者。如果说肇端的话，这里就不能不提到韩维和曾公亮，在此间起到的重要作用。最早使神宗开始关注王安石的，还应该算是韩维。韩维字持国，是仁宗朝名相韩亿的儿子、真宗朝名相王旦的外孙。在赵顼还在淮阳郡王和颍王潜邸的储君时代，皆为其记室参军，二人经常在一起评论天下政事，君臣私交甚厚。而此人恰恰又是王安石的好友，还是他虔诚的崇拜者，今天可以叫做“粉丝”(fans)的。据说，早在韩维做潜邸侍从之时，“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他甚至要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太子左庶子的职位。对此，“帝由是想见其人”(《宋史“王安石传》)。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就是通过韩维的渠道，年轻的赵顼开始废寝忘食地阅读王安石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上仁宗万言书》，被近代大儒梁启超赞曰，“此文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其稍足方之者，惟汉贾生之《陈政事疏》而已”。千年之后的那场大变法的参与者梁任公，读后亦为之感慨三叹：“吾论公文，吾恨不能手书公全集也！”自封素王的康南海给这位爱徒起号“轶赐”，有超越端木子贡的意思。可梁任公读了这篇文章，也不能不顶礼膜拜。赵顼未必不是通过这篇文章，开始认可王安石这个同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