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名垂青史的人文因素：具备三大重要品质

历史上，无数权倾一时的显达人物，生前声威赫赫朝野敬畏，身后则骂名滚滚令人不齿；也有些如过眼烟云，生前风光八面，身后寂然无闻。一个政治家，最难能的是生前身后都受人尊敬，敌友我各方都对之交口称赞，名垂青史，万古留芳。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历史名人。

诸葛亮不论是在世之时还是身殁之后，蜀中吏民都对他真心相敬，魏晋方面也对他非常敬佩。公元234年春，当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杀出斜谷(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口，发动第五次伐魏，不幸病故五丈原(今陕西郡县西南)之后，噩耗传至蜀中，举国上下无比悲痛。《三国演义》描写“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天。”这不是夸张的笔法。(小说对诸葛亮过于神化，状其多智而近妖，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诸葛亮形象。)史载诸葛亮初亡之时，蜀国百姓纷纷要求为其立庙，朝廷碍于封建礼制不予准许，百姓于是在巷陌、在野外逢节令竞相进行私祭，蜀后主刘禅不得不顺应民心，后下诏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时，魏将钟会率领大军至汉中，特地去诸葛亮祠庙扫祭，并严令士兵不得在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诸葛亮墓葬地附近养马砍柴。诸葛亮病殁后，蜀军退走，司马懿仔细察看蜀军留下的营地，赞叹诸葛是“天下奇才”。晋武帝司马炎向蜀国旧臣问起诸葛亮治蜀情况，十分称赞诸葛亮的才能，说是“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三国志》引《汉晋春秋》)。西晋惠帝也曾论及诸葛亮的才能，并由晋臣在隆中诸葛亮故宅立碑，旌表其功德，东晋时还在隆中修建了武侯祠。历代对诸葛亮敬崇有加，有口皆碑。唐、宋诗人咏赞诸葛亮的诗篇近约百首，其中杜甫咏诸葛诗即有七篇。《三国演义》引用佚名诗人赞咏诸葛的诗篇多达19首，这都反映出后人对诸葛的敬仰。

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之所以被人们广为尊崇和敬仰，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军事才能非凡，更在于他立身行事、处世为人的道德品格高尚，体现着中华民族理想人物的人格风范，从而有一股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

献身理想忠诚事业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徐州琅邪郡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他出生于低级士族之家，幼年父母双亡，十四岁随叔父诸葛玄就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其弟诸葛均也随同前往。诸葛玄到任不久，朝廷改派他人作豫章太守，诸葛亮和其弟及两个姐姐又随叔父至襄阳投靠荆州刺史刘表。公元197年，诸葛玄去世，诸葛亮就在当时荆州南阳郡邓县的隆中(今属襄樊市)躬耕与读书。其时，诸葛亮十七岁。他在隆中一面种地，读书，一面结交朋友，敬重士林长辈，纵论天下，留心世事，一住十年。到二十七岁那年，即公元207年冬，刘备三顾隆中，诚请其出山辅佐，才结束隐居生涯，登上政治舞台。从此义无反顾，一心辅佐刘备及后主，投入兴复汉室、统一中国的事业，直至54岁时亡故。

献身于兴复汉室的统一大业，为之矢志不移地为之终生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体现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和民族传统美德的人生价值取向，这是诸葛亮在政治思想上千秋万代令人尊敬之处。

基于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忠诚，诸葛亮与刘备之间，形成了一种肝胆相照、同心相印、相互无比信任的君臣关系。一个鞠躬尽力，一个如鱼得水，成为封建时代少见的君臣相得的典范。公元223年，刘备临终托付后事时，明确告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这样说，很可能确实出自内心，出自对诸葛亮的无比信任。诸葛亮流着眼泪表示：愿竭尽全力辅佐太子，献出自己的忠诚与节操，一直到死。其后，他始终实践着自己的这一诺言，一心辅助刘禅，竭尽自己的全部才智。当时，蜀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汉末三国那个乱世年代，你倾我轧，相互吞并，多少人一旦大权在握，就想背主自立，曹氏父子、司马氏父子只是其中突出的例子。诸葛亮尽管权倾朝野，实际执掌着蜀国政权，但始终恪守自己的职责与臣节，为完成刘备未竟的事业，为实现自己对人生的追求，废寝忘食，昼夜操劳，不遗余力，真正达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地步。这种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事业的赤胆忠诚，不能单纯以封建社会忠君思想的尺度来衡量，它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表现，也是反映其思想品德和气节的一个重要方面。

任人唯贤不存偏见

诸葛亮在主持蜀国军政事务期间，十分注意任用贤才，切实推行了一条任人唯贤的正确路线，不存门阀、名望、个人恩怨等偏见；并强调“治实而不治名”，注重“循名责实”，改变汉末那种名不符实、弄虚作假、表里不一的官场风气，使确有才能的人能够施展其才，名实不符、只求虚华、没有实绩的人失去市场，违反法令贪赃枉法之徒得以惩处，蜀中一时“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为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一面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以求“进用贤良，退去贪懦”；一面鼓励朝中下属和地方官推荐有才能的人。广汉太守姚亻由，向诸葛亮推荐了不少有用之才，诸葛亮特地表扬他，称赞他，告诉大家“忠益者莫大于进人，”鼓励大家都能像姚亻由那样多为国家推荐贤能的人才(《三国志·蜀志·杨戏传》)。

诚然，诸葛亮在用人上也有过失误，主要反映在重用马谡上。马谡好论兵法，但他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刘备临终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蜀志·马良传》)。诸葛亮没有很好听取，对马谡十分器重，用为参军，每次跟他谈论，“自昼达夜”。公元225年南征平叛时，就是这个马谡，为诸葛亮进献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对策，据此七擒七纵孟获，赢得了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真心臣服，从此未再发生叛乱。公元227年冬北伐曹魏时，也许诸葛亮看到马谡对平定南中所起的作用，任用他为前锋，不想马谡自命不凡，不听节制，也不听取王平劝谏，死搬书本上“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说法，放弃要道，固执地扎营山上，结果被魏将张合阝切断水源，兵无斗志，导致失街亭、全军落败，断送了本有可能取胜的首次北伐。这是诸葛亮用人失察之处，事后他深为后悔，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依然不失令人敬佩。

赏罚严明躬身力行

由于汉末法治废弛，特权阶层自恃“法不阿贵”，超然法律之上，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导致朝政日益腐败。有鉴于此，魏、蜀、吴三方从巩固发展自己的势力出发，都十分重视严肃法治。相比而言，诸葛亮治蜀在执法上更为公正严明，从没有像曹操、孙权那样以触犯刑律为名清除异己或出言稍有不慎之士，杀戮无辜，真正做到了“赏罚必信”，“不避恩仇”，不存私见。同时，诸葛亮自己能以身作则，带头依法办事，并注意听取群僚意见，倡导集思广益，于治国理政整肃法治之中映现出其高洁的品格。

诸葛亮治蜀赏罚严明，自己躬身力行，使曾经受罚的人也表现出对他的尊敬佩服。李严、廖立得知诸葛亮亡故的消息，不是感到高兴，而是同样感到悲伤。他们同时觉得从此失去了复出的机会，再没有什么指望了。因为他们知道，诸葛亮有知人之明，诸葛亮在，也许有朝一日仍会想到他们。《三国志》作者陈寿的父亲，因在街亭之役中也负有责任，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剃成光头)，蜀亡陈寿归晋后任著作郎，他在著《三国志》之前，已编篡了诸葛亮文集。《三国志》里对诸葛亮的评价总体上也是公正的，称诸葛亮是“识治之良才”，可跟管仲、肖何相媲美，赞扬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

一个人的品格是表现在多方面的，是一个人才能和思想品德的综合反映，一个人志向、性格、能力、意志、气质等多种内涵的集中体现。诸葛亮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他杰出的智慧和才能。如经济上实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政策，给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以有利的条件；发动士兵屯田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注意兴修水利，专门设置“堰官”和维护都江堰的人员；恢复东汉所废弃的盐铁官营，鼓励养蚕织锦，使盐铁和蜀锦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蜀中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畜积饶”的繁荣景象。蜀中百姓所以对诸葛亮怀有很深的感情，关键在于诸葛亮治蜀创造了利国利民的业绩。

诸葛亮生活节俭，一生廉洁奉公，除了俸禄别无生财之为。他生前曾上表后主，表示家中衣食靠桑树、农田聊可自给，死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他的妻子黄氏，虽然“黄头黑色”，号为丑女，但很有才志，始终不弃。所有这些都是令人敬佩之处。诸葛亮不愧是富有我们民族特点的人格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