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法学家王宠惠：开罗会议捍卫中国主权

王宠惠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大家之一，他是北京政府第一任司法总长，中国第一位国际法庭法官，南京政府第一任司法院院长，素有“民国第一法学家”之誉。

留学欧美 研习法学

王宠惠祖籍广东东莞，1881年出生于香港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在香港“道济会堂”当牧师，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香港习医，常来找王父谈心，王宠惠其时不足10岁，不知世事，也听不懂父亲与孙中山谈些什么，只是看见孙中山口讲指画，言论风采与众不同。

王宠惠幼时在港读书，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堂，赴香港招生，王宠惠应试得中，北上就学。1900年，王以法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由直隶总督裕禄颁发文凭——据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张正式大学文凭。

1902年，王宠惠赴美读书，初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不久又转入耶鲁大学，一年后即获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并担任了美国律师公会学报编辑。当王宠惠在美接受硕士学位时，梁启超先生正在美国，他在《新大陆游记》中专门记述了此事：“耶鲁为美国最著名大学，吾国学生也有三人在焉，皆北洋大学公费生(即王宠惠、陈锦涛、张煜全三人)今年夏季卒业，其法律科王君宠惠裒然为举首，受卒业证书，王君代表全校四千人致答词，实祖国第一名誉也。”王宠惠此后继续在耶鲁求学，190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旋赴欧洲，研究民法和国际法。

20世纪初期，欧美各国都强调“黄祸”来临，美国甚至有人发出“决不能让中国工业化，以免影响美国工业制品的东销”，对于孙中山所倡导的中国革命也有很多误解。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有识之士都建议孙中山撰文说明中国革命之意义并驳斥“黄祸”之说。当时正在耶鲁攻读博士学位的王宠惠与孙中山一道起草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第一次向美国人说明了中国革命问题的真相和实行革命的必要。

1905年，孙中山赴欧洲宣传革命，王宠惠正在柏林留学，特往谒见。孙中山嘱之两事：为革命筹款;介绍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王宠惠答应了孙的嘱托。

八次出任司法机关首长

1911年9月，王宠惠自欧回国，不久武昌起义爆发，王宠惠旋赴上海，担任沪军都督陈其美顾问。南京光复后，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会议推举刚刚回国的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大会委派，王宠惠与汤尔和携证书至上海面陈中山先生，并迎接先生赴南京就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正式出任临时大总统，王宠惠被任命为外交总长。王宠惠以自己年纪小资历浅为由力辞，孙中山安慰他说：“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也。”在孙中山劝说下，王宠惠就任外交总长一职，这时他刚刚31岁。

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后，王宠惠应邀担任了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司法总长。此后十余年，随着时局的变换，王宠惠先后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中国铁路总公司顾问、大理院(最高法院)院长和国务总理等一系列要职。1927年9月，王宠惠担任了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设立了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五院，王宠惠被任命为第一任司法院院长。

民国期间，王宠惠几乎一直都身居高位，不算其他职务，仅在司法部门任职就长达二十余年之久，可以算是民国司法的象征性人物。王氏在北京政府时期曾先后担任五任内阁的司法总长，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是第一任司法部长和第一任司法院院长，行宪后再任司法院院长。如此算来，王宠惠先后共计八次出任民国司法机关负责人，正如有人所言，民国各时期“法规、规章、楷模范式，皆须草创牵建，擘划定制，凡此，悉为王氏启其端绪，奠其丕基”。

参加开罗会议 捍卫国家主权

1943年11月底，中、美、英三国在埃及开罗举行高峰会议，商讨对日作战及战后事宜的处理。当时王宠惠已从外交部长转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随同蒋介石夫妇参加了这次会议。

中国政府对开罗会议极为重视，为参加会议作了充分准备。王宠惠主持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拟订了《战时军事合作方案》、《战时政治合作方案》和《战后中美经济合作方案》等三种出席开罗会议的具体方案。

11月18日，王宠惠等人陪同蒋介石、宋美龄从重庆分乘两架飞机赴开罗，21日上午抵达开罗培因机场，下榻于开罗西南十五公里尼罗河西岸的一家饭店，王宠惠与蒋介石夫妇同住一号别墅，以便及时协商和联络。

11月23日，开罗会议第一次正式会议召开。晚七时半，蒋介石、宋美龄赴罗斯福总统晚宴，并将《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关于过渡期间国际安全问题》、《关于德国投降问题》、《关于远东之问题》等四项政治提案交与美方，蒋介石与罗斯福达成了若干共识。会晤后，罗斯福总统命令美方人员依据双方讨论的内容起草会议公报。

11月24日下午，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和顾问霍布金斯携公报草案与王宠惠商谈，王宠惠也把中方议案的英文稿交给了霍布金斯，当晚王宠惠把美方起草的会议公报草案译成中文。王宠惠认为美方起草的会议公报草案体现了双方磋商精神，内容与中方的各项要求基本吻合。但他也发现了一处错误，美方将澎湖列岛误写成小笠原岛，王宠惠马上将此反馈给霍布金斯，美方同意将小笠原岛更正为澎湖列岛。

随后，中美英三国幕僚正式开会商讨会议宣言事宜，英国代表认为初稿中对日本其他占领地区均未说明归还何国，而唯独说明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这样似乎不太一致，应将“满洲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修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当即表示反对，美国代表也支持王宠惠意见，建议维持原案应归还中国之词句，最后讨论结果按照中美意见维持原提案。

在王宠惠据理力争下，公报内容基本上按照中美双方事前的拟订方案定稿，为战后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回归祖国怀抱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而关于朝鲜在战后独立的规定，则体现了中国对亚洲弱小民族的关心和支持。所有这些重要成果的取得，王宠惠功不可没。

王宠惠一生对中国法学建设贡献甚伟，1958年 3月15日，王宠惠在台病逝，安葬在静谧的东吴大学校园，墓碑“司法院院长王公宠惠之墓”为蒋介石亲笔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