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王统照 隐居租界“孤岛”出版抗战诗集
七七事变后，青岛危急，舅舅王统照举家迁往上海，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全家人隐姓埋名，生活陷于困境。舅舅仍然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写出了大量作品，出版了两本抗战诗集。舅舅在上海期间，仍有众多好友登门，郑振铎曾送来一袋大米，无疑雪中送炭；风度翩翩的巴金是吕班路的常客。到了1944年7月，舅舅作为作家主要收入的稿酬和版权收入已基本断绝。
全家迁沪隐姓埋名四处避害生活困难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舰炮艇云集胶州湾，青岛危急。舅舅便返青接来家人。当舅舅全家到达上海时，正是“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随后，母亲带着我的哥哥、姐姐和我乘船前往上海投奔舅舅。
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弃守上海，日寇占领上海四郊、苏州河以北地区、南市和沪西，只有英美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的“法租界”未被占领，形状如同汪洋大海中的“孤岛”，直到1941年12月8日，上海全部沦陷为止，史称“孤岛”时期。当时为了避免日寇的迫害，舅舅迁居于法租界吕班路256弄7号内的一个白俄公寓中，舅舅租了四间房，楼上两间，楼下两间。报户口时，舅舅改名为王恂如，籍贯为山东益都，职业为书店职员，兼业中医。同时把我们安排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后来又迁居到雷米路。当时我父亲丁叔言已参加了国民党驻山东部队的抗日活动，所以舅舅给我的母亲改名为王淑仪，我们姐弟改姓陈。
我随舅舅在上海生活的六七年，正是他的困难时期。舅舅的微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消费，而我父亲参加抗日后，在安丘山区打游击，山东已沦入日寇之手，母亲和父亲的联系完全断绝，只偶有可信之人帮忙捎个信报平安，经济供应已无能为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境，舅舅要尽力支持，好在舅母善于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任劳任怨，从来不发怨言。虽然困难，但是舅舅的朋友到来她总是热情接待，舅舅家中客人不断。母亲常到舅舅家，我也乐意跟去，找大表哥济诚辅导功课，找三表哥立诚玩耍。但我害怕二表哥金诚，他出生不久即患重病，为了抢救，服下猛药重药，性命保住了，神经却受了伤害，成为舅舅的最大负担。舅舅不得不请来族人王青诚专门帮忙看管、照料二表哥，我们都叫他“王五哥”。二表哥有时把我举得很高，我害怕了，就求救于王五哥。王五哥大喊一声“放下”，二表哥就会听话地把我放下。
身陷孤岛笔耕不辍，出版抗战诗集奏响战歌
这个时期，上海文艺界人士主要是在“租界”内活动，他们称之为“孤岛”时期。舅舅身陷“孤岛”，但仍写出了大量抗战主题的作品。
1938年4月，舅舅的抗战诗集《横吹集》出版，1940年4月又出版了抗战诗集《江南曲》。有一次舅舅拿了一本书给我母亲看，这本书就是《横吹集》。母亲读了之后曾对我说《上海战歌》这首诗使她特别感动，并找出其中的两段读给我听，其中有：
“谁曾忧怖这江头迷场的毁灭？
谁还担心这地方的‘元宵夜夜’！
在敌人的血雨中我们需努力求活，
求活――搏击，高呼，东，西，南，北，我们的国魂速归来些！”
“火灼的，钢刺的，这历年来的积恨，
像哲学家，我们太无用了，
慨叹着人类的愚蠢！
有今朝，一江春水红遍了两岸，
为民族，为我们的苦难者，
我们还将一江血水还报敌人！”
1938年8月21日，舅舅在《文汇报·世纪风》发表了一首《你的灵魂鸟》，发出了对青年朋友的热情呼唤，其中有这样一段：
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
有多少烛光在半天辉耀。
不要惊惶群狼狗的嗥叫，
阴影中当心毒蛇的围绕。
更不必震怖这空前风暴，
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
叶圣陶自愿当校对，困境中郑振铎送来大米
舅舅在“孤岛”时期，文艺界的朋友颇多。当时我见到的或听说的，印象最深的有叶圣陶、郑振铎、茅盾、巴金等。
叶圣陶中学毕业后一度失业，后来写了不少作品。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从事编辑工作。我和表哥都称他为叶老伯。舅舅和叶老伯在“五四”以前早就有文字之交，“五四”之后的1922年，叶老伯到北京大学教书，两人见面，成为好友，同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舅舅写长篇小说《山雨》时，动笔之前的构思先在上海江湾和叶老伯讨论过。《山雨》初版是叶老伯题写的书名，并且亲自为舅舅校对的。所以舅舅在《山雨·跋》中写道：“《山雨》在开明印刷时，圣陶兄自愿替我校对，这不但作者应当十分感谢，而且是这本书的光荣。”
郑振铎曾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他与茅盾两人早年在北京读书时，曾经共同参加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都是舅舅的老朋友，对舅舅的为人和学识都很了解。所以共同推荐舅舅主编《文学》。郑振铎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时，又邀请舅舅去讲中国文学。
到了1944年7月，舅舅的生活已十分困难，郑振铎托人买到平价大米，送给舅舅一袋。当时郑振铎住在愚园路的洋房中，我的三表哥王立诚曾跟随舅舅一块拜访过郑振铎，郑振铎还在三表哥的纪念册上题了字，他写的是：“经过了我们这个苦难的时代，你们应该是一个光明的幸福的时代吧！书赠立诚小友。”
收入来源几乎断绝，吃苞米面和豆腐渣度日
巴金1920年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1922年2月曾在舅舅当过主编的《文学旬刊》上发表诗歌《被虐者底哭声》12首，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1927年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开始用“巴金”这个笔名。回国后曾在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郭沫若主持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和茅盾共同主编《呐喊》杂志，其间写下不少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文。
舅舅搬到吕班路之后，巴金是舅舅家里的常客。巴金先生也给三表哥写了一段题字：“忠实地生活，热烈地爱人。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书赠立诚弟”。一个著名的作家，称朋友的孩子为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想这大概是他谦虚吧。有一次我在舅舅家见到了他，穿着一身灰色西装，风度翩翩，十分潇洒。舅舅对我说：“这是巴金先生，叫叔叔！”我一时慌张，按日常习惯喊出“巴叔叔好”，喊出后一想，巴金并不姓巴，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巴金先生并没有介意，他笑了，说：“以后就叫我巴金叔叔吧！”舅舅也笑了。
到了1944年7月，舅舅的生活已十分困难，作为作家主要收入的稿酬和版权收入已基本断绝。舅舅虽为开明书店的编辑，但由于开明书店的经理张锡琛被日本特务逮捕，工资也难以发出。舅舅全家和我们的经济来源几乎完全断绝，只能吃苞米面、豆腐渣勉强度日。当时大表哥济诚已于1938年末绕道中国香港、越南转赴四川乐山，进武汉大学数学系读书。舅舅决定让舅母和王五哥、金诚、立诚表哥回山东青岛，母亲带我们几个孩子回到山东潍县。只舅舅一个人留在上海和文艺界的朋友们坚持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