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袁世凯为不签《二十一条》做过哪些努力

提到袁世凯，大家必会有自己的看法。特别是他代表的中国政府签署的《二十一条》(也叫《民巷四条》)，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耻辱的条约之一，也是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在即将到来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之际，提到这些，是为了以史为鉴。其实，从签约谈判中的几个细节来看，袁世凯也是逼不得已，为了阻止这个二十一条，他已经使出了他所有的手段了。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大总统秘密递交了“二十一条”密约。袁世凯当然不愿意接受，但苦于兵力孱弱，在军事上无力抗争，只有尽力维护中国政府的颜面。他采取了很多办法。

袁世凯深知日本人希望此事速战速决，中国能立刻签署这份“降书顺表”。于是他定下对策，用个“拖”字诀。不过在谈判筹备期，袁就发现时任外交总长的孙宝琦，不能按袁的想法胜任此事。于是临阵换帅，换成了上海人陆徵祥(陆徵祥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代职业外交家，组建了中华民国外交部)，并以曹汝霖等人辅佐。袁世凯用陆徵祥有诸多考虑：一是陆徵祥熟谙外交事物及礼仪，才干上没的说。二是陆徵祥没有派系。陆贫民出身，尊崇圣贤之道，不结党营私，不会被各方利益趋势。三是陆徵祥有知识分子鲜明的特点，善于文墨，书生气十足，单纯做事，且品德优良，便于把控。四是比较关键的，他完全不会日语(呵呵)。

人选确定了，北洋政府开始了一场老袁幕后指挥，陆徵祥、曹汝霖台前表演的大戏。日本人希望尽早开始谈判，可是陆徵祥新官上任，有很多事需要他来接手和处理，再加上陆总长有意无意地躲着。别说谈判了，日本人找到人都不易，每次找陆徵祥之前就差扔鞋判断方向了。好不容易找到陆总长，没说两句，也常常被紧急公事打断。每每遇此，陆总长的脸上也总是泛上歉意地笑容。不过该来的一定会来的，在日方的催促下，终于在2月2日星期二，一个很2的日期开始了首次会谈。下午3点，各怀心事的中日双方外交人员步入会场。开场白是必须的(后来是每次谈判的中方固定节目)，陆总长是民国第一外交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唐朝鉴真东渡日本讲到日本是“远东兄弟之邦”。陆总长讲完以后，出于外交礼仪，日本公使日置益也要发言，但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谈判之前，日本外相要求他，趁着英美等列强都忙于一战，无暇顾及中国的时机，尽快让中国签约。所以为了加快谈判速度，日置益简短谈了几句关于中日亲善的话就结束了，打算马上开始谈判。但陆总长又谦逊的笑了笑，把手一摆：“看茶。”于是进来几个端庄得体的女服务员，为在座的谈判双方献茶。民国茶歇的这个外交习惯是沿用清朝的，在中国呆了十几年的日置益也知道这个习惯，心急如焚的他尽管无心喝茶，但此时的日方不愿意为这样的小事驳中方的面子，破坏目前还算良好的氛围。再好的茶在日置益嘴里，也只有苦没有香。陆总长不愧与茶圣同姓，对品茶情有独钟。端起茶碗的他如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每呷一口，仿佛要尝出茶的灵魂。还时不时的微微点头，让人无法打断他与茶的交流。就这样，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谈判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当然，谈总是要谈的，陆总长有再大的茶瘾也只能先放一放了。

在日方看来，确定谈判的时间，是当务之急，他们觉得越早让中方屈服，越有利。日方首先提出天天谈判。可陆总长有他的苦衷：“我刚从国外回来接手这么重要的一个部门，时间殊为仓促，还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谈判。。。外交无小事嘛，呵呵。。”“那您看一周谈几次？”最后，经过反复讨论，第二次中日的谈判时间确定在2月5日下午3点。

谈判的时候，由于语言障碍，中日双方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翻译，陆总长还好，他性子慢可日置公使着急啊，他深深体会到会一门外语多么重要，悔不该没有学中文，哪怕是会一些陆徵祥精通的俄文或法文。就这样，一个好不容易促成的谈判被拆的七零八落的。而且，语速不快的陆徵祥总长不但有极重的南方口音，还经常引经据典，搞得翻译经常会苦着脸，请求陆总长：pardon……sorry……pardon……。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谈着谈着，陆总长竟然向日本公使坦然说到：“还没仔细阅读条约，希望给一周研究的时间，然后再来详谈。”谈到最后，日置公使不无哀怨地说：“今日自三钟起至六钟止之时间，毫无进行，何时了结，殊难悬揣”。临别，中日双方还为日方是否带回一张修正案文件的事，又纠缠矫情了半个小时。就这样，第一次谈判，在亲善的主题下，只有了很少的进展。

在“拖”字诀的宗旨下，陆总长每次谈判都尽量延耗时间，有时还会说：“此事必须请示，待下次谈判再议。”他将二十一条的签字画押一直拖到了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