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命值多少钱？结果高到令人吃一大惊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过着郁郁寡欢的日子。而袁世凯则深受慈禧重用，官运亨通，升至军机大臣。这使光绪咽不下这口气，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当初光绪帝全权委托于他，却不料袁却卖身求荣，一夜之间形势逆转，变法夭折，光绪被囚，戊戌六君子被杀，朝中大权又重新回到了慈禧手里。而这一切，在光绪看来，全都是袁世凯告密造成的，不杀袁世凯怎解心头之恨呢？于是，光绪帝病危之际，曾留下遗言给隆裕皇后，命其杀掉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戊戌之恨，雪戊戌之耻！
光绪、慈禧的相继归天，两宫大丧期间，隆裕皇太后无暇顾及此事。但光绪皇帝留此遗言的消息却早已传到了袁世凯的耳里。听闻此事后，他是吓得浑身瘫痪，可又不敢告休，怕引起朝中猜疑，那样会死得更快！一连数日，袁世凯都在苦苦思索着如何解救自己，渡过这生死难关。反复想了无数遍之后，他想到了小德张。慈禧在世时，袁世凯就与小德张有过不少接触，互相利用、内外勾结。现在，小德张正是春风得意时，他成了隆裕眼中的红人，也只有他能向隆裕说得上情。想到这儿，袁世凯不敢耽误，趁宫里宫外都忙着两宫大丧之事，还未来得及处理他时，他就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前来找小德张。事先，吩咐下人将一大堆金银珠宝悄悄地送进了小德张的府里。
这天，小德张正在自家宅邸歇息，突然听闻袁世凯来访。两人彼此寒暄之后，袁世凯眉头紧锁，长叹一声。小德张故意装出糊涂的样子，拱身问道：“袁大人有何难事，竟如此长吁短叹？！”“不瞒公公，最近听说大行皇帝有遗训，要太后惩治我，为的是戊戌年变法之事。当年之事实在是迫不得已，公公在太皇太后身边供职，自然知道太皇太后的为人，我一人岂能承担那天大的事，并非我有意陷大行皇帝于危难之中啊，袁某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出那样的事。还请公公帮忙想想办法，再生之德，终生不忘！”说着，袁世凯竟老泪纵横，哽咽着望着小德张，满脸祈求。
顺势袁世凯从怀中掏出了一张银票，上面赫然写着“30万两”，小德张猛地一惊，30万两白花花的纹银，这是他从来不敢想的数字。只要他一句话，这笔巨款就成了他小德张的了。可转念一想，收了袁世凯的钱，那就得帮人家办事。而此事又非同小可，万一有个闪失，将如何收场？袁世凯老奸巨猾，早看出了小德张的心事，又把银票向前推了推，说事成之后必然还会有重谢。小德张心一横，想着这些年辛辛苦苦也没捞着这么多的钱，事成之后还会有白花花的银子流进来，所有的忧虑都打消了。“若是这样，杂家也就愧领了，只是这事非同小可，须要细细商议，想个周全之策，以防有变。”袁世凯见小德张愿意帮忙，连声道谢，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两宫大丧已过去一个来月了，此时隆裕太后猛然想起光绪帝的遗训，于是召来摄政王商议，是否除掉袁世凯。摄政王听后，大惊失色，双手颤抖。他深知袁世凯如今手握重兵，爪牙遍天下，稍有不慎，必然导致政局逆变，事态难以预料。于是摄政王说道：“既有大行皇帝遗训，臣当尽力而为，必为大行皇帝报仇。只是，眼下袁世凯重兵在握，不可操之过急，太后容臣等从容计议。”
摄政王回到家中，一直满脸愁云，不思饮食。醇王福晋小声地问他究竟为何事而烦恼，摄政王将事情细细道来。醇王福晋听了，深感吃惊，良久无语。原来这福晋正是荣禄之女，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告密，荣禄得到消息后，连夜进宫密报慈禧，这才导致戊戌变法失败。因此，袁世凯若是有杀头之罪，这醇王福晋的父亲荣禄更应算是罪魁祸首。醇王福晋将心中的疑虑说给摄政王听，摄政王连连点头：“我正是因此而为难，办与不办都无法交代，还是先与几位王爷商议再说。”
第二天一早，庆王、礼王及世续、张之洞两位中堂被请至醇王府中，共同商议。大家面面相觑，默默不语。过了好长时间，张之洞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说：“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有告密的罪责，然后幽居大行皇帝，斩杀谭嗣同等六人，确实是太皇太后的意思。今日若以戊戌之责处办袁世凯，恐难做成，因为那样，将太皇太后置于何地？若以其它罪责，现又无确凿证据，朝廷斩杀大臣必有可明告天下之罪责。依我之见，不如暂放其回归故里，待查明其结党营私，飞扬跋扈之罪成立，届时再杀不迟。”张之洞所言，众亲王都认为是万全之策，摄政王也只好将诸位大臣的意见禀报给隆裕太后。隆裕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堂堂大清皇帝，临终之托竟也如此难以实施。
摄政王退下，小德张进殿伺候，见隆裕太后双眼红肿，神情呆痴，端坐在床边，心中猜想太后必有缘故，只是不便直问。婉言劝道：“太后还应以国事为重，保重慈躬。若有为难之事，外有摄政王赞助，奴才在宫中也会尽力替太后解忧。”隆裕听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将心中的烦恼之事说给小德张听。小德张低头不语，若有所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摄政王言之有理，袁世凯手握重兵，且杀之无名，很有可能会引发天下大乱。如今两宫大丧，局势未安，再也经不起大的变动了。奴才以为还是将他开回原籍，稳住人心，暗中派人监视，时机一到再依计而行。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也会谅解太后的苦衷。”
隆裕太后擦干眼泪，召摄政王觐见：“就依众卿之议，开去袁世凯军机大臣及其它官职，遣回故里，容后再议。”当天下午，袁世凯即递上奏折，称他素患足疾，入冬即发，恳请开去差缺，回乡调治。隆裕太后准其辞归。
次日清晨，袁世凯就收拾好行装，随带几名亲信迅速离京。临走之时，派一名亲信前往小德张府上，呈上二十万两银票，以示谢意。小德张在这一件事情上共得了五十万两好处。又在隆裕面前作了一番表演，加重了他在隆裕心中的地位。
光绪帝的遗训，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岂不知，光绪帝的遗训是对的，袁世凯本就该杀掉，他们这一次放掉袁世凯就如同放虎归山，后来的袁世凯不但不领太后不杀之恩，而且与太后结下了极深的冤仇，他后来的灭清逼宫，就有难忘其仇的报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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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遗嘱：我死了，为日本去一大敌
众所周知，他在帝制自为的同时，即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他因此已不仅是一个窃国大盗，更是一个最大的卖国贼。那么，他又何以王婆卖瓜，说什么“为日本去一大敌”呢？
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想回头做他的大总统。结果不仅西南护国军方面和独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干冯国璋等人也坚决反对。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病，又被一碗“二陈汤”灌下肚去，终于不治。他于最后的时间里，似已深自悔恨，遂重新启用了当初拒不合作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老部下段祺瑞。这两个人也是他的病榻托孤之臣，他执徐世昌之手，用最后的力气呜咽道：“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象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他预藏于金匮之内的继承人名单，也已由“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易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而他尚留有遗书一联，置于案上，最令后人争议不已：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看来，他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称帝的错误，所以要“看中国再造共和”。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在这一句“看中国再造共和”里体现无遗，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可是，众所周知，他在帝制自为的同时，即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他因此已不仅是一个窃国大盗，更是一个最大的卖国贼。那么，他又何以王婆卖瓜，说什么“为日本去一大敌”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遂出兵侵占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并占据胶济线。德国此时有意将胶州归还中国，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坚决不允，且显然有霸占山东全省的意思。此时，袁世凯政府强烈抗议，日本均置若罔闻。袁世凯又诉诸英、美两国，乞求主持正义，英、美乃合力劝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杀周旋于英、美之间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处，则是抛出一个旨在将中国变成又一个朝鲜的《二十一条》。
日本作为一个孤悬大洋之中的岛国，接受的却又是大一统的中华大陆文明，其对大陆的渔猎之心，虽逾千年未尝稍变。中日之间的恩怨是非，只须举出一个简单的事例便足以辩明，不须多费唇舌：中日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在冷兵器时代，中国一直强于日本，但除了蒙古人的元初之外，从未进攻过日本，也从未想过要进攻日本;日本则截然相反，从唐朝到明朝，不断地派军队和海岛进攻大陆，到了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它的侦察船只便已出现在上海海面。它的处心积虑实在匪夷所思，令人脊背生寒。
而在侵略他国的具体行为方面，日本又极尽狡诈和霸道，往往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理所能解释。《二十一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想法是，要抢在欧战结束之间，完成独霸中国的局面，因此无论军事还是外交，一定要讲究一个“快”字。因此，它迫不及待地进攻山东，俨然以主人自居，此后更威胁各国不得干预。其蛮横无理，已是无以复加，不料更抛出《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这些条款不说，还威胁中国不得走漏消息给别国，显然它也自知理亏。
《二十一条》分列五号，每号包括若干条，合计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四条，要求享有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不得将山东省的土地和沿海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日本得在省内建筑铁路，开辟主要城市为商埠。
第二号七条，将旅顺、大连租界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期，日本人在南满和东蒙享有土地租界权或所有权、居住权，以及开矿等各种权利。
第三号二条，要求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其附近之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湾及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所设之医院、寺院和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和军械厂，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建筑铁路，福建省内铁路、矿山建筑、开采，日本有优先权，有在中国传教权。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看准了时机的。首先，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其次，袁世凯已有称帝之心，日本遂欲以此“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条件。因此，在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日本还对袁世凯恩威并御，一方面许诺归还青岛，帮助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另一方面又派兵强占山东，并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人遣返国内，将中国搞得一团混乱，以逼袁世凯就范。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这一密约面呈袁世凯，并再三告诫要绝对保密。但袁世凯十分明白，中国的自救之道，便是将这“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世界干预此事。于是，顾维钧化装进入英、美使馆，翌日，“二十一条”即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日本的阴谋被揭发，从而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
此外，袁世凯对条约本身进行了据理力争，他声色俱厉地告诉日使：“可让步者自然可以谈判，但不可让步者，诸如第五号诸条，根本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性。”然随着日本的跋扈日甚，袁世凯的策略转为消极拖延，以待友邦支援，并派有贺长雄赴日本游说政坛人物。以陆徵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团仰承袁世凯的指示，拖延不决至于四个月之久，这时国内外反日呼声日渐高涨，日本遂被迫主动放弃第五号中的七条。然而，日本旋即发出“最后通谍”，声称日本海军已整装待发，若不签约，后果自负。袁世凯遂于5月25日，与日本人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中日新约》。虽然他的条款已不足二十一个，但后人仍习惯性地称之为“二十一条”。
饶是如此，由于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视之为重大外交胜利。不仅日本举国狂欢，便是在北京的日侨也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令人侧目。而袁世凯则在国务会议上作声泪俱下。他说：
“……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尽日本最后通谍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谍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予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指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他还专门向全国百官职司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云云。此外，他还令丁佛言撰写了《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五万册，秘密寄存于山东模范监狱内，期冀日后形势逆转后，可以公开发行。
俗云“知耻而后勇”，然而袁世凯虽知其耻，却没有一心一意求发展，而是一门心思要当皇帝。两事相加，失尽民心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纵览袁世凯的一生，确曾是日本的一个大敌，但日本更是他的大敌。当年驻戍朝鲜时，他两次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被日本人视为大敌。当时的日本，国力和军力还远不够强大。然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得到了相当于其战争投入之四十倍、其上年度财政总收入三倍的回报，一夜暴富。他便用这些得自中国的不义之财发展军备，再回过头来侵略中国。日本趁欧战而侵华，这对袁世凯来说，实为不幸！袁世凯自然明白中国决不是日本的对手，因此明知《二十一条》是卖国条约，但也不得不签。而其签约后，信誓旦旦要报仇雪耻的态度，也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他耽迷于帝制自为，将报仇大事暂抛脑后，直到人之将死才天良发现、“其言也善”起来，实足唏嘘！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便如一片阴霾一样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对许多具体而微的人和事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拿袁世凯为例，至死都把日本当做一个大敌，耿耿于怀，甚至死不瞑目。而袁世凯之后的六届北洋政府元首中，除黎元洪归隐、冯国璋早逝外，其余四人即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均受到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徐世昌晚年居住在天津租界内，30年代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1939年生病后，因恐被日本人扣留而拒绝外出就医，遂致不治。曹锟也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1938年郁郁寡欢地死在天津租界内，他的爱将吴佩孚则于翌年被日本牙医害死。至于张作霖，则因拒绝继续与日本人合作，而被炸死于皇姑屯。这些人均在最后关头秉持民族大义，拒绝与日本合作，故被日本人视为敌人，因此，他们的死，都可以说是“为日本去一大敌”。
袁世凯的“揖让”闹剧
中国乃“礼仪”之邦，所以，即使“狼子野心”的篡逆者，当临九五之际，也有所谓“揖让”之礼。
即如废汉献帝而自立的魏文帝曹丕，当逼宫之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献帝无奈，下诏“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曹丕却又假模假式，一让，再让。一则曰自己“德薄恩寡”，不堪大任，再则曰自己“德非虞夏”，请别求大贤。《三国志》虽于此述之未详，裴松之注就此引述的材料却有十页之多。曹丕可谓做足了“诚惶诚恐，不敢闻命”的假戏，方以“天命不可以辞拒，群臣不可以无主”，登坛受禅。一副“勉为其难，无可如何”状，千载而下，犹让人禁不住掩口葫芦。
袁世凯复辟已是箭在弦上之时，袁的老师张謇曾戏语袁：“大典成立，当举大总统为皇帝。”袁假谦曰：“以政教合一论，万世传统皇帝，当属孔子后裔衍圣公孔令贻;以革命排满论，则皇帝当属朱家后人延恩侯朱煜勋，可以当之。”张謇曰：“然则孔旅长繁锦，朱总长启钤，皆可登九五;朱友芬(时京师专治偏头痛的郎中)、朱素云(时一擅演风骚女子之名伶)亦可奉为至尊也。”这本是滑稽笑谈，岂料稍后袁氏称帝时竟有人据此议定“揖让”之礼，以杜天下悠悠之口。
据辛亥元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其时议定的“揖让”凡“三让”：第一次“揖让”的对方是宣统皇帝。袁氏“智囊团”筹安会“骨干”刘师培等认为，“大总统接受政权，得之满清，由清廷直接让与，而非得之民国，今国民既不以共和为然，大总统宜还帝权于移交之人”;第二次“揖让”的对方为朱元璋后人延恩侯朱煜勋，此既合“排满”革命宗旨(孙中山亦曾于临时政府成立的1912年率文武百官亲谒明孝陵)，又表大公无私态度;第三次“揖让”的对方是孔子后人衍圣公孔令贻，衍圣公为中国数千年道统之象征，此“让”尤显大总统泱泱大风;袁氏智囊团的如意算盘是：“三揖三让礼成，大总统再受国民推戴书，御帝位，世无间言矣。”
“揖让”事近游戏，本不需担心“受让方”认假作真，然袁氏徒党还是担心万一，于此前做足功课。比如曲阜地方忽现针对孔令贻的控案数十起，皆为袁氏党徒所为，目的自在搞臭孔令贻，为“揖让”之礼预作准备。
清雍正年间，为笼络汉人，诏封朱明皇裔朱之涟为延恩侯，传十二代至朱煜勋，光绪十七年袭爵。入民国后，朱煜勋被取消爵位，袁氏复辟时，朱煜勋只是一月薪五十大洋的明陵保管员，打死他也不敢再做“复明”的春秋大梦。筹安会诸人竟抬出这样一个朱明后人装点门面，和当年曾静竟欲联合岳飞后人、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同一想入非非也。
包括刘师培在内的筹安会诸人可能自己也感觉到如此“揖让”，迹近荒唐，又议定大总统接受国民推戴书有两项办法：一，让而不揖，无对象也。可由大总统退还推戴书三次，始受帝位;二，让而且揖，有对象也，则前议宣统、延恩侯、孔子后裔皆不成问题。所幸袁氏最终采用的是无对象的“让而不揖”对策，方使得此场闹剧在收场时尚不至过于滑稽。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有“弈术与政术”条，谓政术与弈术通，唯“稳、冷、狠”三字。袁项城(袁为河南项城人，故称)于此三字足以当之，遂成就其前半生立于不败;惜晚年于“冷”字欠缺功夫。盖人一臻老境，私欲转深，反易头脑发热。袁氏晚年不能安于冷，仅观其“揖让”闹剧，竟无异沐猴而冠，宜其取败也。海外学者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的评价最为中肯：“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袁世凯短命之谜
袁世凯怎么死的？袁世凯死于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不少书籍和文章提到袁的死，皆称他系“忧惧而死”。而说起袁的忧惧，自然会令人想到袁“洪宪帝制”梦的破灭。袁确实因此行为触怒民众，引发举国声讨，弄得众叛亲离，置身四面楚歌之中，最终于忧惧中疾病发作，一命呜呼。袁的三女儿袁静雪也如此写道，取消帝制后，“从此他(袁世凯)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但读罢这些文字，总不免会让人产生错觉，即似乎只要袁能继续坐在“洪宪皇帝”的“龙椅”上，免受忧惧之困，他就不会“忧愤成疾”，生命也自然会延续。这就是将袁的死亡简单归结于政治原因。然而这并不是袁在此时去世的全部真相。我们发现，袁在本应该“年富力强”的57岁时去世，是另有原因的。正是这原因决定了即使袁的“洪宪皇帝”继续当下去，他的身体状况也已注定，高寿与他无缘。
袁自小身体强壮，后来又进军队历练，人们因此有理由推断，中年以后的袁即使染疾，也不至于就此撒手归天。殊不知袁身体后来的所谓健康强壮，其实恰恰掩盖了这表象后面的不良生活方式。简言之，袁的短命，其实早已为他的不良生活方式所决定了，诚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据1913年即在袁麾下任职，时年17岁，后又在天津袁府任总管的陶树德回忆，乃父与他两代人在袁帐下奔走，他本人更是随侍袁左右直至袁去世。他说袁每天凌晨五时起床，之后进办公室批阅一会文件，“然后喝茶、牛肉汁、鸡汁。七时早点，包子四色，鸡丝面一碗(一般仅吃包子一两个，余下由侍从分充早点)”。
“十时左右，进鹿茸一盖碗。十一时许，进人参一杯。中午十二时午餐”。下午“点心为西餐，然后服自制活络丹、海狗肾。七时晚餐……”不难看到，袁所食用的“多为补血强身、滋阴壮阳者”。由于过分补血强身，导致袁经常患牙痛，大便秘结，以致每隔三二天就要请中医诊治或灌肠……这些情况外人是无从知晓的。陶没有交代袁午餐时的进食内容，据袁静雪回忆，其父午餐最爱吃清蒸鸭子，尤其入冬后“每餐必吃”。除此之外还有红烧肉、肉丝炒韭黄等。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须知人患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吃入了不当食物，这不当就包括多吃、强补。而人体对食物过度的摄入、滞留、累积打乱了自然的平衡。吃进去的营养如不能正常排泄，积存在人体里也会逐渐变成“万毒之源”。由于排泄器官负担过重，因此毒素会流窜全身，影响血液清洁度，污染身体内环境。在这方面，袁的“进补”就是一个绝妙之例。袁从二十五六岁起就天天吃补品，“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另外“还雇用着两个奶妈，他(袁世凯)每天就吃这两个奶妈所挤出的奶”。
就短期而言，此时袁给人的印象也许确是体质强健。但“就中医的医理说来，人参、鹿茸等，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长了，是不会不影响他的健康的”(袁静雪语)。而且我们发现，在袁的日常食品中，难觅蔬菜、水果的影子。《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章记述：“我(神)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远古时我们的祖先就一直以果实为主食，人类学、考古学、解剖学和历史学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不管社会文明怎么进步，饮食文化如何变化，人体消化器官的构造、消化过程以及生化反应还是和古人一样。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袁越是进补，越会加速他走向死亡的步伐。直到袁56岁时他才黯然叹道：“我的身体不行了，参茸补品不能接受了。”
袁的短命，除了饮食、滋补“出格”外，再一原因就是伤于情色。袁妻妾成群，不下十数，她们共为袁生育了32个子女。据陶树德回忆，这些孩子小时候“多肥头大耳，一如乃父，稍长即均不甚结实矣。当时北京流行一句歇后语：‘大总统的儿子——人参鹿茸。’即指此”。所谓“多肥头大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胖墩。这显然不是小孩身体健康的象征。袁自以为多摄入滋补品，就会补身壮阳，其实他不知，人参鹿茸作为高级滋补品，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服用的，而且服用的量绝对有讲究。像袁这样没有节制的胡乱服用，就像纵欲一样，会对身体产生巨大的伤害，长此以往，势必付出生命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