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蔡绍基：袁世凯的幕僚 曾两度执掌北洋大学

细读近代中国幼童留美史料，不难发现，这些首批留洋的人才回国后，在怀揣抱负理想力求为国施展才干的人生境遇中，不少人竟或多或少地与后来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不少人也正由于他的庇佑，才得以官运亨通，并能做出一番事业。蔡绍基似乎也未能躲开这个怪圈。

留美幼童中，蔡绍基在近代中国史上所留下的印痕和建树，同样值得述说。这不在于他是近代中国最早进入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的留学生之一，也不在于他回国后作为袁世凯的幕僚和亲信走上政坛，而主要在于他两度执掌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为这座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大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耶鲁“东方棒球队”队员

当年留美幼童留下的不多的历史照片中，有一张特殊的合影，那是进入耶鲁大学后的部分留学生身着棒球运动服装的合影，其中后排左起第一人就是蔡绍基--高高的个子，匀称的身材，气宇轩昂的脸庞，青春勃发又透出儒雅气质。

他们中学时代的美国同学后来回忆，这批来自东方的孩子，除了有一张东方人的面孔，还有刚来时脑后拖着的那条长辫子外，其他各方面的秉赋与美国孩子无二，许多方面甚至比美国孩子强，比如学业之外的文体活动、演讲比赛等。

蔡绍基是首批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他在美国高中毕业后，一跃考入耶鲁大学最重量级的法律专业。

现存有关蔡绍基在美留学生活的资料太少，今人很难回放他当年在校园里的具体映像，但有一篇当年美国的新闻报道，为我们真实还原了一段历史珍贵镜头——蔡绍基及他的同学在参加高中“毕业演讲比赛”的全过程。

在蔡绍基就读的美国哈特福德高中，每年春天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毕业演讲比赛，这成了当地教育界以及普通市民的一次盛会。就在蔡绍基及另两个“中国幼童”从“哈高”毕业时，情景似乎更是热闹，共有60多位来宾出席观看几十个学生的演讲比赛，其中包括有州教育局长、市长、前任州财政大臣，其他一些中学的校长，还有广告商。那天演讲比赛的结果，恰是蔡绍基和他的中国同学抢尽了风头--当地的《每日论坛报》留下了详细报道--

中国学生在演讲比赛中独树一帜，他们身着华丽的丝制长袍：一位是橄榄色缎子，另一位在橄榄色长袍上系着华丽的珍珠色缎子腰带，第三位身穿非常名贵的浅褐色丝袍，打着黄色缎带绑腿。为了和服装款式相配，第三位学生手中还拿着一把扇子，并戴了一顶满清式的缀有红钮扣的帽子。中国学生卓尔不群的打扮无疑要吸引太多的目光。

那天最精彩的当属中国学生。黄开甲演讲的题目是讲述法国大臣JeanBaptisteColbert(1619-1683)的一生。尽管黄的英语口语略带口音，但是他极其出色地运用了优雅的表情--尤其是恰到好处的手势。黄的遣词造句非常得体，段落组织精妙绝伦，成为当天演讲比赛的一个楷模。

紧接着黄开甲出场的是蔡绍基，他的演讲题目是“鸦片贸易”。蔡说，他最有资格演说鸦片，因为他亲眼看到了它所带来的影响。蔡说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出售名为“神奇抚慰者”、“无价之宝”的鸦片。如果人们知道了服用它的后果，他们就会把它称作“可耻的污垢”和最可怕的毒药。蔡展示了一位鸦片瘾君子生前和死后的可怕照片，讲述了父亲们用出卖子女的钱来购买鸦片。

当时，西方一共向中国出售了30多万磅的鸦片，收入有6000万美元。出售此毒药给一个人比用刀谋杀他还要恶劣。蔡谈到了鸦片战争，从此打开了中国的通商口岸。他认为，虽然中国的政府官员在许多方面需要谴责，但是大英帝国以此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其罪孽更加深重。

蔡的讲演在结束时获得了观众给予的最富热情的掌声。他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时隔100多年，透过美国报纸的这篇报道，仍能感受到少年蔡绍基的澎湃胸怀。

袁世凯的幕僚与亲信

细读近代中国幼童留美史料，不难发现，尽管首派官费留学这种前无古人的壮举的推动者，主要是容闳及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等人，但这些首批留洋的人才回国后，在怀揣抱负理想力求为国施展才干的人生境遇中，不少人竟或多或少地与后来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有太多机缘巧合。

1881年，在耶鲁大学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后不久，清廷一纸命令，蔡绍基等幼童只得中止学业回国。几十个留学生在上海港上岸，清廷一开始居然不闻不问，这些“海归”于是各找门路，谋求生计。但幼童回国也惊动了各方有识之士，他们纷纷从中招募人才，这其中就包括后来的袁世凯。

蔡绍基归国后找到的第一份差事是翻译，先任大北电报局译员，后去了上海海关，同样是译员。1883年，德籍顾问受清廷委任赴朝鲜筹办海关，挑选唐绍仪为随员。由于唐绍仪、蔡绍基、梁如浩三人同为中山县籍乡邻，又是留美先后同学，于是唐绍仪立马推荐自己的同学蔡绍基和梁如浩同往朝鲜任职。正是在朝鲜公干时期，这三人与不久后被派往朝鲜的袁世凯相识相交。

时袁世凯作为朝廷委派的通商大臣派驻朝鲜。为培植亲信势力，有高人建议袁世凯仿效曾国藩建立私人“幕府”。如此，唐绍仪、蔡绍基这些喝过洋墨水、既懂外语又懂西法且擅长交涉办事的人才，自然成为袁极力延引之人。于是，唐绍仪先入袁幕府;蔡绍基和梁如浩又由唐引荐入幕。朝鲜“甲申政变”时，唐、梁、蔡三人合力保护袁世凯奋力逃脱日本人追杀，使他们之间生出了一段“生死之交”。后来，三人均受袁重用，自在情理之中。

不久袁世凯权倾一时，先后被清廷任命为督办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和督办电政大臣，铁路、电信等要害部门都在他的管辖之下。一时间，这批学习过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相继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其中就有詹天佑。据说，为了得到这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袁世凯和张之洞还曾发生过争执。“留美幼童”忽然成为被争夺的宝贝，他们的命运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蔡绍基也不例外。在袁世凯的保荐下，他先后出任牛庄海关道台、天津海关道台、直隶总督府北洋洋务总办等职。其间，他曾代表清政府，在辽东、辽南等地与日本谈判，艰难地商讨日俄战争后辽东半岛的归还事宜。

蔡绍基任职和施展才干的历史舞台，基本都在天津，这当然也与袁世凯有关--袁的政治大本营就在天津。直到今天，人们到天津，还可以看到全国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1907年落成的“广东会馆”。这是一座具有潮州风格的大院落，内有客栈，戏楼，以及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室内剧场。在广东会馆内，可以看到一块石碑，镌刻着捐款修建人的姓名，其中就有唐绍仪、蔡绍基、梁敦彦、梁如浩、周寿臣等一批留美幼童。20世纪初年，这些中年人在天津已经都是官职显赫的名流。

值得称道的是，当袁世凯最终妄图复辟帝制时，蔡绍基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了坚定的原则性，与唐绍仪一样坚决与袁世凯决裂。当然，这是后话了。

两度执掌北洋大学

1895年10月2日，在海关道盛宣怀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的推动下，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宣告成立。第二年，北洋西学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堂。

学校创办之初，设督办(名义校长)一人，作为学堂的最高领导。先后出任这一职务的，便是蔡绍基、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等四名留美幼童。他们在北洋大学堂早期发展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执掌北洋大学堂，群策群力，使该校走出庚子之难造成的危难境地，而后持续谱写着中国最早大学的光辉史，为今天的天津大学奠定了基础。

蔡绍基与这所学校渊源最深。早在北洋西学学堂创建之时，蔡绍基便出任该校二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总办。蔡绍基凭借自己在美国初、高中的学习经历，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从校园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师资招聘、教学管理、招生计划方案等等，全方位亲力亲为，为该校初期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北洋大学堂所在的博文书院被侵略者强占，校舍遭破坏，学堂被迫停办。此时，初建者盛宣怀等人陆续离开北洋大学堂。在这历史关口，蔡绍基挺身而出，承担起再创北洋大学的历史重任。

蔡绍基利用自己在直隶总督府署理外交事务的官员身份，与占领军反复交涉，积极争取复校。但侵略者拒不归还校舍，蔡绍基只好选择清军废弃的西沽武库，重新建校。重新建校，其间所要操心劳神之处，并不亚于当年的创办，更何况，当年有那么多头面人物出面张罗，要钱给钱，要力出力，而如今国势衰微，外国列强横行霸道，许多大腕级人物自顾不暇，敬而远之，全凭蔡绍基孤军奋斗。1903年，北洋大学堂才再次建成复校，蔡绍基主持校务。不久，蔡绍基因有他任，改由他的同学兼好友，另一位留美幼童唐绍仪接任北洋大学堂，主持全面事务。唐绍仪的后继者也是一位留美幼童，他就是梁敦彦。1907年，梁敦彦调任驻美公使，继任者又是一位留美幼童——梁如浩。

1908年，梁如浩离职。此时蔡绍基出任津海关道，同时兼任北洋大学堂督办，再一次回到北洋大学堂。蔡绍基的这一任期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

由蔡绍基等这些留美幼童主持北洋大学堂期间，中国本土的大学教育得以从零开始，逐步走上正规，特别是出国留学教育得到很大发展。实际上，资送头等学堂毕业生出国留学本就是北洋西学学堂创办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各种因素，最初几年派遣学生出洋计划一直未能成行。直到蔡绍基主持校务并重建复校后，派遣留学计划才得以实施。是年，王宠惠、陈锦涛等人被派往美国耶鲁大学学习。1906年，梁敦彦执掌该校时，复校后第三班34名学生全班送出留学，其中3人赴法，其余皆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大学。在蔡绍基等四人执掌北洋大学堂的八年间，该校一共资送52名学生出洋。这些人中，有后来的国务总理王宠惠、著名的外交家王正廷、经济学家马寅初、数学家秦汾、金融家钱永铭，可谓人才济济。这在中国留学教育青黄不接的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他们主持的北洋大学堂初期的留学活动，是20世纪初中国留学教育复兴的前兆，催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次留学大潮的到来。

辛亥革命的爆发，让蔡绍基的人生命运发生重大转折。作为受过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熏陶的“海归”，蔡绍基理所当然地拥护孙中山革命，这就为后来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定下了基调。辛亥革命后，北洋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国立北洋大学，蔡绍基信心满满，正要借势而上，把北洋大学办得更上一层楼，却传来了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想当皇帝的消息。而与此同时，袁世凯也派出说客，找到昔日亲信蔡绍基，许以事成后由蔡任“工业部长”之职，却遭到蔡绍基严词拒绝。袁世凯知道后，大为不满，就放出狠话：等他当了皇帝，第一个杀的就是蔡绍基。

蔡绍基权衡利弊后急流勇退，辞去全部公职。自此，他与北洋大学的缘分画上了句号。此后，蔡绍基隐居天津，后经营实业。晚年时，他居住在天津的小白楼，仍然是天津“名流人物”经常光顾的地方。他还曾连续三年被选为英租界议员，成为天津外国租界的第一位华人议员。

新中国成立后，北洋大学改名为天津大学。在建校110周年的庆典上，蔡绍基的照片被高高悬挂在校内的北洋广场，接受新时代学子的瞻仰与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