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罪不至死为何被杀？主审官怕受牵连杀人灭口

据说秋瑾还叫贵福“寄父”、“义父”。再问，她一口咬定：“义父乃我同党。”贵福不敢再问下去了。他之所以决心要杀秋瑾，因为他们有交往，担心秋瑾连累自己。

1907年7月15日，三十二岁的女子秋瑾在浙江绍兴轩亭口被杀头。蓦然回首，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西子湖边，孤山脚下，秋瑾洁白的雕塑，而今已成为中国版的自由女神像。她成了中国的圣女贞德，不光是女性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位自号鉴湖女侠的奇女子，喜欢穿男装，在绍兴故居和畅堂，当年的卧室床头上还摆放着她的男装照片。她的卧室里闻不到什么脂粉气，卧室后面还有秘室，一百年前就是藏秘密文件的。西边的客厅也很隐蔽，王金发等革命同志都曾到过这里参加秘密会议。门前院子里柚子树早已长成大树，现在还会结果子。

秋瑾好剑术，能喝酒，善骑马，豪迈不拘小节，认识她的鲁迅说她性格爽朗。她在日本留学时常常穿着学生装，骑马在街上跑。她还喜欢穿和服，买了一把锋利的倭刀，随身带着。那张永垂青史的照片上，她手里拿的就是那把刀。她是一位诗人，十一岁就能写诗，在她短短的一生中留下不少传世诗篇，其中有“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样豪迈的诗句，不像我们通常读到的女性诗，而有着大江东去之风。

她在日本留学期间，组织过妇女“共爱会”、“十人团”，参加过横滨三点会等革命团体，办过《白话报》半月刊。她还是个天生的演说家，每次集会，她总要上去演讲。她的演说生动精辟，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听众常常被感动得流泪。1905年，她先后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的浙江主盟人。回国之后，她在上海办过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宣传女权和革命的《中国女报》。

1907年，徐锡麟前往安徽，请她主持绍兴大通学堂。这是徐锡麟在1905年创办的师范学堂，是光复会的一个中枢机构。秋瑾在绍兴积极联络军界、学界、会党，将嵊县、金华、丽水等地的龙华会、平阳党等会党力量编成光复军，准备起义。她与徐锡麟还有广东惠州的邓存瑜约定同时起事，亲自起草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件。起义日期先是定在1907年6月，后来一再改动，定为7月19日。不料，等不到这一天，7月6日，徐锡麟刺死了安徽巡抚恩铭，他和两个主要助手马宗汉、陈伯平都遭杀害，安庆起义迅速失败。

消息传来，秋瑾在大通学堂的办公室里哭了。不过她没有想到逃走，她觉得自己没暴露。朝廷没证据，何况她是个女子。她和知县、知府都有交情，不至于有大危险。清廷方面确实不知道秋瑾和安庆起义的关系，但秋瑾也不知道大通学堂已经暴露。那是金华武义的一个下属无意中泄露机密，名册被查，牵连到大通学堂。

1907年7月13日，当清兵进绍兴时，学生劝秋瑾暂时避一下，她没有回答，实际上当时她已决心一死。她疏散了最后一批同志，程毅等师生不愿意走，坚持与她共进退。这时大通学堂被包围了，清兵开枪，有两个学生中弹牺牲。在搜查整个学堂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翰林出身的知府满人贵福会同山阴、会稽两个县令连夜会审(绍兴市那时分山阴、会稽两县)。地点在绍兴府署，贵福和两个知县李瑞年、李钟岳三堂会审。

问什么她都不回答。问她有哪些朋友，她回答：你也经常到大通，并赠我一副对联，同在大通学堂拍过照相。贵福对她的才学很佩眼，因为秋瑾号竞雄，曾送她对联：“竞争世界，雄冠地球”。据说秋瑾还叫他“寄父”、“义父”。再问，她一口咬定：“义父乃我同党。”贵福不敢再问下去了。他之所以决心要杀秋瑾，因为他们有交往，担心秋瑾连累自己。

贵福将她交给山阴县令李钟岳来审，交代他用严刑，务必得到确证。李钟岳是山东人，耕读传家，进士出身，先后在浙江江山、山阴做县令，深得民心。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他在现场向士兵大呼“本县在此，大家放心，无庸开枪”，要他们“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绍兴不大，李和留学归来的秋瑾也早已认识，对秋瑾的学问文章很赞赏，曾经拿着秋瑾写的诗对几个儿子说：“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

李的第五个儿子当时十二岁，记得秋瑾被捕时，蓄发辫，穿玄色湖绉长袍，上面还有血污，面色微红，鼻高端尖，双目奕奕有光，神色自若。

第二天，细雨蒙蒙，李钟岳在县署花厅提审秋瑾，不但不肯刑讯逼供，还让她坐在椅子上，问秋瑾：你是否是革命党？她回答：是。问她为什么革命？她说我所主张的只是男女革命、家庭革命，并没有触犯法网，不知道为什么要抓我？

李默然无语，只是让秋瑾用自己问案用的朱笔写供词，开始她只写了一个字，大家猜这是什么字？就是一个“秋”字，这是她的姓。再叫她写，她续了六个字，这就是一百年来有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李还赞许她书法好，她回答自己没有临过帖，字写得不好，文章是能写几篇的。李让她写文章，她说毛笔书写不习惯，给了她钢笔、墨水和英文练习本。她在一小时中写了上千字的生平自述，以及这次被捕之冤。

生死关头还这样轻松地对话，如同会客，确实令人惊讶。

贵福听了李钟岳的审问报告，很不高兴：“你待她如上宾，当然不招，为什么不用刑？”李回答都是读书人，秋瑾又是个女子，证据不足，怎么能用刑。贵福说你看着办吧，端茶送客。(另一种说法，贵福另外要幕僚余某去审秋瑾，用了酷刑，秋瑾只有一句话：“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

贵福密电报杭州，向巡抚请示将秋瑾先行正法，午夜得到“秋瑾即行正法”的回电。凌晨两点，贵福召见李钟岳，令他监斩。李说：证供两无，安能杀人？贵福冷笑，责问他是何居心，拂袖而去。李回到县衙，贵福不放心，还派两个心腹跟来监督。凌晨三点，李提审秋瑾，告诉她“杀你非我姓李的本意”，说完泪下，身边的吏役也都神色黯然。秋瑾毫无畏色，只是提出三件要求：

一、不要以首级示众;

二、临刑不要剥去衣眼;

三、与家人诀别。

李钟岳只答应了她的前两个要求。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凌晨四点，最后的时刻到了，秋瑾被押到绍兴古轩亭口。那天，秋瑾穿着白色汗衫，外穿玄色生纱衫裤，脚上是皮鞋，钉了铁镣，双手反绑，一路有兵防护，临刑时她不作一声，只是默默地看了看两边围观的人，俯首就刑，从容镇定，没有哭哭啼啼，也没有吓得瘫倒。“观者如堵”，就是看杀头的人很多。十多年后鲁迅写的小说《药》，里面的夏瑜就是指秋瑾。

贵福令李钟岳几次去秋家搜查军火和其他证据，什么也没查出。三天后他就被贵福撤职。离任之际，本地百姓数千人送行。

李钟岳在杭州赋闲，经常独自注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默默流泪。最终在10月29日自杀，终年五十三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他身后萧条，几乎连买棺材收殓的钱都没有。民国创立后，当年的革命党人称赞李为专制时代良吏，将他在秋社附祭。

另有一人，是绍兴的“府署刑席”，主管司法的官员。我们只知道他姓陈，

绍兴本地人，不愿意办秋瑾一案，告病辞去。

杀秋瑾并无确凿证据，秋瑾的口供不过是“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张曾扬、贵福因此饱受舆论的抨击，在浙江坐立不安。张在杀秋瑾后，上奏朝廷，获得了朱批“着照所请”四个字的认可。他向朝廷请病假一个月，9月5日上谕将他调任江苏巡抚，6日见报，立马遭到当地绅士的反对。他们发电报给都察院，领衔的是江苏常熟人、《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联名的有三十多人。两天后，上海《申报》发表了电文。结果，张曾扬没能到任，他推说自己有病。一个月后上谕又调他任山西巡抚，几个月就因病免职，据说抑郁而死。

贵福想调往浙江衢州不成，调安徽宁国府知府又被当地拒绝，最后只好改名换姓赵景琪，在清朝垮台前的四年里，没有当官。带兵包围大通学堂的浙江新军第一标标统李益智也名声狼藉，为人所不齿。

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当地的沈定一通电反对，指控他是秋瑾案的祸首，他也没能去成。

秋瑾被杀，秋家人都躲在外面，无人收尸。善堂草草将她收殓，随意葬在府山脚下。两个月后，她的家人才秘密将棺木移到一处，很久未能入土为安。最后义薄云天葬她于西湖的人，是安徽桐城人吴芝瑛、浙江石门人徐自华姐妹。

吴是秋瑾早年在北京结识的结拜姐姐，出身桐城望族，精于书法，是秋瑾丈夫户部同僚的夫人、邻居，比她大八岁。吴氏夫妇都具有维新思想，是启蒙她的人。秋瑾在吴家读到许多新书刊，在吴的引导下，参加上层妇女谈话会、女子不缠足会，还认识了京师大学堂日本籍教师的夫人，这才去了日本。

徐家二姐妹是秋瑾在南浔认识的。徐自华是她任教的浔溪女校校长，两人身世相近，志趣相同，结成生死之交。徐有个妹妹徐蕴华，两姐妹在她引导下，秘密参加了光复会与同盟会。秋瑾生前曾对徐自华说过：“如果不幸牺牲，愿埋骨西泠。”

秋瑾被杀，吴芝瑛、徐自华伤心欲绝，她们决心完成秋瑾生前遗愿，将她埋骨在西子湖畔。安排移葬西湖的事，其实在秋瑾遇难四个月后就开始了。当年11月，徐写信给吴，约她一起联名登报，发起开会，安葬秋瑾。吴复信不赞成登报开会。此后，她们相约分工买地、营葬。其间有个自称在西湖大悲庵出家的尼姑慧珠主动找吴，愿捐献三亩地作为墓地。12月29日，离秋瑾殉难五个半月，天降大雪。徐自华本来约了吴芝瑛，因为吴病得很重，而且怀孕，不能前来，徐自华便一人冒着茫茫风雪渡过钱塘江，和秋瑾家人商议迁葬西湖的事。住了三天，然后一条小船回杭州。

结果，她在西湖未能找到慧珠尼姑，大悲庵也没有找到。徐自华和秋瑾哥哥秋誉章在西湖孤山下西泠桥边买了一块地。她兴奋地写信告诉吴，说这个地方和苏小小、郑贞娘的埋骨之地邻近，侠女、美人、节妇三坟鼎立，足以让西湖千古生色。陈去病则说，这里有林和靖，有于谦、岳飞，苏小小之类岂能与秋瑾相提并论。

1908年1月25日，秋瑾终于在西湖边下葬。地是徐自华买的，葬费二百元是吴芝瑛出的。一个月后，在杭州凤林寺为秋瑾举行追悼会，有数百人参加(事先，徐自华在上海《时报》刊登呼吁学界公祭秋瑾的公函)。她们当场决定成立“秋社”，徐被推为社长，每年的农历六月六日为秋瑾成仁纪念日。追悼会上满人和汉人还有一场辩论。

秋瑾墓的墓碑上刻着十个大字：

“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

这就是杭州人当年说的“西泠十字碑”，字为吴芝瑛手书，她因病未能参加葬礼。有些文章说墓碑上写的是“呜呼，山阴女子秋瑾之墓”，不对，我看到过当年的照片。

没多久，一个叫常徽的御史巡查到杭州，看到了秋瑾之墓。那块碑上的十个字震惊、刺激了他的神经，竟然有人在杭州西湖为大逆不道的“女匪”造这样一个墓，差不多可以和岳飞墓相媲美，以致当地人将“岳王坟”与“秋女坟”并称。1908年10月他上奏折，要求平秋墓，严惩吴、徐两人，指控她们是秋瑾余党。

当年12月，秋墓被平毁，灵柩被秋家人运回，墓碑被徐自华妹妹徐蕴华星夜冒险保存下来，珍藏在“秋社”，为此她被巡逻兵打伤。但朝廷担心引起民间/强烈反弹，只是下令迁墓，没有毁尸。吴、徐也遭通缉，吴芝瑛得知这个消息，不顾咳血的病体，毅然从上海租界的德国医院出来，不要洋人和租界的庇护。她写信给两江总督端方，说自己因为葬秋瑾获罪，心本无他，死亦何憾？为了朝廷不牵连徐自华和其他人，她决心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大义凛然说了这段话：“是非纵有公论，处理则在朝廷，芝瑛不敢逃罪。然芝瑛愿以一身当之，勿再牵涉学界一人。”

当时继任的浙江巡抚增韫曾就近向杭州仁和县令林孝恂打听。林在石门做了六年县令，对徐家有好感，他的答复是：徐自华妇人之仁，物伤其类，徐蕴华是女孩子，少不懂事，盲目附从。这个县令和前面我们说的李钟岳，他们身上都有人性，有良知。

吴、徐之所以没有被抓，一是因为社会舆论群起攻之，闹得沸沸扬扬，上海的商绅大动公愤，连日开会，由江苏省教育总会出面，江苏的绅士上书两江总督，力争此事;二是张曾扬和贵福前车之鉴，增韫也不能不顾忌中外舆论，当时上海有很多外国报纸，最后不了了之。

辛亥革命后，秋瑾遗骨又归葬西湖。徐自华一生守护先烈的英魂，耿耿忠心数十年，至死不渝。

更让人想不到的还有，秋瑾死后，她当年培养的两个小女孩成了反清志士，她们是一对姐妹，叫做尹锐志、尹维峻。尹维峻九岁参加光复会，大约是年龄最小的会员。秋瑾在上海的联络机关就取名“锐峻学社”。秋瑾牺牲后，她们遭到通缉，被迫亡命上海，学会了造炸弹。上海光复后，尹维峻组织一支援杭敢死队。十七岁的她左手拿手枪，右手拿炸弹，站在敢死队的前头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就是她活捉了巡抚增韫，对杭州独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由她任队长的敢死队对攻克南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雨花台就是她的那支敢死队首先占领的。孙中山任命她们姐妹为临时大总统府顾问，恐怕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顾问吧。

一百年前，秋瑾之死为什么牵动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神经？为什么舆论如此强烈地谴责杀人者、告密者、旁观者？秋瑾之死为什么让有良心的中国人感到如此心痛？至少有以下原因：

一、杀秋瑾没有证据，连供词都没有。按大清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舆论普遍称为“秋案冤狱”，纷纷指责，“妄杀秋女士，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既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明白宣布的罪状。《神州女报》指出，难道一支用来自卫的手枪，一句抒写性情的文字(也就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就是所谓的证据吗？既然没有证据，秋瑾就只是一个办报、办学的回国女学生。秋瑾就义后，一个叫陶心云的人发电报给北京的军机处。电文很长，其中说：“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

电文揭发贵福的暴行很详细。贵福为了得到证据，对被捕的大通学堂教员、学生程毅等六人严刑逼供，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试图从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一无所得。因为没有证据和口供，张曾扬头痛，最后在上海《申报》公布一份口供，已经是8月13日，也就是近一个月后。但，《申报》同时有个“编者按”，公开对这个“供词”真实性表示怀疑。《时报》也认为是浙江官场授意模仿秋瑾笔迹伪造的。

当时杀秋瑾的所谓证据仅仅“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据说有十二个绍兴士绅联名向官府告密，说大通学堂、秋瑾和徐锡麟的关系。其实，他们都和秋有交往，怕牵连到自己，出此下策。

其中最受舆论谴责的绅士有两个，一个是绍兴府的中学堂监督袁翼，一个是做过长兴县教谕、当时山阴劝学所的总董胡道南。大通学堂案发后，巡抚指示知府，一切都要和胡商量着办。贵福在杀秋瑾前一天给巡抚的电文中说，是胡告诉他，秋瑾要和竺绍康等人密谋起事，竺是平阳党首领，有党羽上万人，在嵊州，近日要来绍兴，请预防。这就让胡的告密身份被确认下来了。当年秋瑾和胡都在日本留学，因为谈革命和男女平等等问题，两人意见不同，率直无忌的秋瑾当面骂胡是“死人”。

上海的(《神州日报》等报纸为秋瑾死事，指控袁翼是告密者，急得他上书浙江巡抚为自己辩白。可见舆论的厉害。

值得注意的是，案发不久，绍兴有一批士绅联名上书绍兴府，请求保释被抓的徐锡麟父亲。其中，有袁翼，也有胡道南。领衔的正是胡。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极力为胡辩解，认为胡不可能是告密者，胡和蔡、徐都很熟悉，对他们的革命举动早就清楚，对秋瑾也敬重。有一种说法，胡爱好喝酒，蔡元培说他豪饮。那一天他正好喝醉了，正想睡，有人来找他，他贸然在举报信上盖了章。这是秋瑾弟弟宗章记的，据说是当地的一种传闻。秋宗章文章中对胡是不是告密者前后有矛盾，有一处说胡“密函告变”，另一处又说胡是“代人受过”。秋瑾被杀三年后，胡在绍兴被暗杀。杀胡的是两个嵊县人。蔡元培为胡抱不平，认为胡不过嫌疑，没有确证。

二、秋瑾案的处理也违背了最高权力皇帝的谕旨。因为1905年4月，以光绪帝的名义批复伍庭芳、沈家本联名的奏折，十分明确：“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永远删除。”同时明确连坐、株连，除了知情者治罪外，其他的一律宽免。当时，举世都认为，秋瑾是因为安徽徐锡麟刺杀恩铭而被牵连，居然被杀头，所以特别不平。秋瑾殉难三天后，浙江留学日本学生联名发电报给浙江巡抚，就公开指责他们违背了上而说的这个谕旨。

三、秋瑾是个女性，因此处死秋瑾的方式特别引起当地人的非议。历史学家范文澜是绍兴人，那时年少。他回忆，当年即使守旧的人、不赞同秋瑾观点的人也认为，轩亭口是杀江洋大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妇女只有绞刑和剐刑，秋瑾不应该用斩刑。绍兴当时有两个刑场，一个就是轩亭口，那里有一块高高的方石头，是行刑石，斩刑在这里执行。绞刑在水澄巷的小教场执行。他们说，以前妇女处死刑，最严重的是绞刑，没有杀头的。所以在本地引起震动，有民谣《十不防》其中四不防就是“秋瑾杀头也不防”。以这样血腥的方式杀一个弱女子、一个留学回来的读书人，所以引起了公愤，不仅绍兴，不仅上海，可以说是全国范围的。当年非常繁荣的上海报纸、杂志、出版和戏曲、小说界几乎都被激怒了。而上海有租界的存在，清廷不能控制那些大逆不道的舆论。

四、何况，如夏晓虹教授说的，秋瑾的悲剧故事本身就包含了足以发挥文学想像的情节，热血，女性，而且是美丽、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女性，为革命而献身，这一切都是传奇。仅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以秋瑾被杀或相关题材为内容的戏曲、剧本就有十来种，小说长长短短的有四种。

在一百年前的长夜里，秋瑾之死之所以让一个民族如此伤痛，还有一个原因，泱泱大国，满汉对立，政府腐败无能，贪婪自私，让人深深痛恨。人们在内心深处渴望社会发生变化。秋瑾代表了这样的声音。她的被杀，天良尚存的中国人能不痛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