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赵一曼的故事细数赵一曼的英雄事迹

2016-11-19 13:17:01　　来源：360常识网　　热度： ℃

导语：赵一曼的故事哑巴姑娘 1934年秋末，松花江两岸，开始进入了寒冬的季节。西北风摇晃着大树梢，落叶在干燥的地上飞滚。一群黄狗似的日伪军，

赵一曼的故事

哑巴姑娘

1934年秋末，松花江两岸，开始进入了寒冬的季节。西北风摇晃着大树梢，落叶在干燥的地上飞滚。一群黄狗似的日伪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袭击了球河县一个小村庄。枪声、喊叫声混作一团，老百姓扶男抱女四处奔逃。

在逃难的人群中，有一个约摸五十岁的老妈妈，提着一只篮子，和一个青年姑娘急急地走着。这个姑娘，梳着一个发髻，穿一件上补绽的黑夹衣提这个小包袱。

一群凶恶的伪军追赶上来，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抢夺着老百姓手里的东西。一个伪军猛地抓住这个提包袱的姑娘。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厉声地问道：

“你是哪个屯子的？姓什么？”

姑娘望着伪军摇摇头，张了张嘴，没说话。提篮子的老妈妈连忙上前说：“先生，她是我的闺女，是个哑巴，嗨，你这个丫头，还不走，看什么？”老妈妈说着，拉住姑娘的手就跑。

“站住！”伪军吼叫了一声，哗啦拉开枪栓。

“先……生，”老妈妈可憐憐地向伪军哀告着：“她是我的哑巴女儿，生下来就不会说话，你做个好事，可别吓唬她……”

伪军两个红眼珠滚了几滚，似信非信，转身抓住另一个老太婆，吼道：“你认识这个哑巴吗？说实话，不说我毙了你！”

老太婆全身发抖，看了哑巴姑娘一眼。连连回答说：“认……认得，她是哑巴，是哑巴！”

伪军歪着脑袋哼了一声，提着枪向另一群女人跑去。

提篮子的老妈妈轻轻地吁了口气，拉着她的哑巴女儿，混入逃难的人群里。……

人们跑出日伪军的包围圈，慢慢地停留下来。提篮子的老妈妈回头望望伪军走远了，拍拍她的哑巴女儿说：

“我的天啊，可把我吓死了！”

“差一点被他们认出来。”哑巴女儿突然说了话。她回顾着逃难的人群，感激地说：“多亏了那位老奶奶。”

“幸亏你扮的像，”提篮子的老妈妈笑着说，“要不，你的四川音一露，就坏了。”

“哑巴姑娘”和老妈妈都笑了起来。

这哑巴姑娘就是赵一曼。

自从1929年，她把孩子送到湖南长沙，自己回到上海以后，到现在已经是五年了。在这五个年头里，她不知经历过了多少这样的艰险。在白色恐怖下，她一直坚持着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以后，她来到东北。她曾经在哈尔滨总工会工作过，领导过有名的电车工人大罢工。为了发动人民抗日，她又来到了珠河县，在一个区担负着区委书记的工作。

为了革命事业，这几年，她化装过各种各样的人：有时是一个穿旗袍梳短发的时髦女子;有时穿上工人装。现在，她又变成一个农村妇女了。

赵一曼感激地望着掩护她脱险的吕老妈，又想起了刚到珠河来不久的事：一天，敌人也是突然包围了村庄，她住在一位姓孙的老妈妈家里。敌人搜进来了，孙老妈妈叫她躺在床上，用两床棉被蒙上她，对敌人说她是自己的媳妇，正在坐月子。……

她回想着这一切，望着满山遍野的人群，激动地对吕老妈妈说：“人民是我们的靠山，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就能把鬼子赶出东北去。……”

“要拿起武器来”

敌人的秋季大“扫荡”，像一阵风似的过去了。

珠河一带的人民经历过一次灾难之后，又开始重整家园。

赵一曼带领着几个妇女干部，又出现在各村各院里。白天，她在老乡家里，帮助老太婆纺线，跟姑娘们学针线，向她们讲着抗日救国的道理;晚上。到各个屯子里开群众大会。珠河一带的人民，在她和她的同志们宣传鼓动下，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抗日救国的浪潮，激荡在乌吉密河两岸。抗日的歌声，响遍珠河县内的每一个村庄。

年底，城里伪军又出动了。

拂晓，伪军包围了赵一曼所在的屯子，他们如狼似虎，挨门挨户地搜查。赵一曼怕连累房东，便提着个篮子悄悄地跑出了大门。在巷子里，她碰上了一群伪军。

“你是哪家的？快说，屯子里有没有藏着‘共匪’？说，说！……”

“不知道。”赵一曼沉静地回答。

她虽然梳着发髻，打扮成农妇的模样，但是，从小养成的四川口音，没有办法掩盖。伪军们对她起了疑心，围上一大群追问她。一个伪军见她不说话，举手向她脸上打来。她一躲闪，敌人的巴掌落在她的发髻上，头上的假发髻被打落在地上了。

伪军惊叫起来，立刻一拥而上，扑了过来。

赵一曼知道事情糟了，她甩开敌人，大声地说：“不用推，我自己走。”

赵一曼被敌人带走了，屯子里像滚了锅的开水一样，人们纷纷相告，到处打听她的消息。许多老太太流泪拜佛，乡区干部四处奔走。……

这些天来，人们心连心肉连肉挂念着赵一曼。谁都知道，她这一去，是难回来了。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妇女们失去了自己亲爱的领袖……

啊！多么想不到的事，一天晚上，赵一曼又在一个屯子里出现了。她活着，健康地活着，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宏亮，她的神气还是那么生气勃勃。

原来，党知道赵一曼被捕的事以后，立即找到了城里的关系，买通了伪军，把她“保”了出来。

人们围着赵一曼，关切地问候她。年轻的姑娘们见她头上的假发髻不见了，到处张罗着替她找假头发。

赵一曼笑着向妇女们说：“不要了。我们以后不能再赤手空拳喊抗战，要拿起武器跟敌人斗争。”

热情的青年人，立刻响应了赵一曼的号召，纷纷拿起红缨枪、鸟枪、大刀片，组织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

初战

赵一曼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很专心研究游击战争。军事科学，对她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她每天集合队员上课，教大家用枪，给大家讲游击战的战术。人们纷纷议论着说：“瘦李①赵一曼很瘦，又姓李，珠河一带的人民都亲爱地叫她瘦李。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姑娘！”

这一天，突然传来了消息：城里的鬼子出动了。赵一曼派人侦察了一番，知道敌人有一路队伍是奔关门嘴子来的，她立刻集合起自己的游击队，暗暗在敌人要经过的地方埋伏下来。她把全队的几支快枪、鸟枪集中编成一个队，对快枪手们说：“我不说话，不能开枪。”

“对，听你的指挥。”快枪手们齐声回答道。

敌人像一串蟥虫，在游击队埋伏的路上出现了。看样子，敌人十分骄傲，自认为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挡他们。日本兵迈着大步，耀武扬威地在路上大摇大摆。

敌人渐渐地走近了。赵一曼带着快枪手躲在草丛里。她观望着敌人的动静，注意到一个挎洋刀的鬼子指挥官得意洋洋地走在前头。赵一曼悄悄地向快枪手们说：

“大家的枪口都瞄着那个挎洋刀的，我一喊，一起开火。”

快枪手们的枪口，跟着敌人的指挥官慢慢移动。

近了，近了，更近了，离埋伏的地区不到100公尺了，赵一曼突然大喊了一声：“打！瞄准打！”

快枪、鸟枪，一齐开了火。鬼子的指挥官一头栽倒了。顿时，敌人混作一团，东跑西奔找不到隐蔽的地形。游击队到底是缺乏锻炼的武装，一看敌人乱了，一阵杀声冲了上去。赵一曼知道自己的部队少，力量单薄，不能跟敌人硬拼，她急忙命令部队捡起鬼子丢下的枪支，沿着一条小沟撤走了。

不多一会，敌人的后续部队赶来，架起了歪把子机枪、小炮，如临大敌似的，猛打起来。游击队员们撤到了几里路以外了。大家兴高采烈地摆弄着缴来的新大盖枪，乐得合不上嘴。有的望着赵一曼说：

“我们的女指挥真有一手啊！”

“我们的女政委”

1935年冬天，乌吉密河两岸飘下了一场大雪，寒冷袭击着深山密林。一直武装整齐的队伍，经常出没在黑彪宫、秋安屯、关门嘴子一带。这支队伍是抗联第三军第二团。团长是王惠同，团政治委员是赵一曼。

她头戴皮帽，身着军服，斜背着一支匣子枪。她比以前更加英俊了。当地人民称她是“我们的女政委”。日寇的报纸刊物上，说她是“红妆白马女‘匪首’”，到处张榜悬赏捉拿她。

这时候，抗联战士们的生活很苦，正像一支歌所唱的那样：“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是食粮。”有的战士忍受不了艰苦，赵一曼耐心地说服大家，用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战士们说：她刚到游击队里来，也吃不下这个苦。吃包米窝窝，住树林，有时觉得实在难忍受下去。可是，她常常这样问自己：你想回到城市里去吗？你愿意低下头来在鬼子的刺刀下当绵羊吗？不能，不能，我们要想过好日子，只有把鬼子赶出东北去;赶不出鬼子，我们不能安生，我们全国的人民不能过好日子。……

战士们每次听到她的这些话，脸上都闪着激动的神情。谁都知道，政委在城市里读过书，住过上海，到过莫斯科，为了抗战，为了革命事业，她现在忍受了一切艰难困苦，吃包米窝窝，吃野菜，和同志们同甘共苦。……

战士们非常热爱他们的政治委员。同志们不光把她看成指挥官、党代表，更把她当成自己的大姐姐。行军住下来大家围着她，听她说故事。她向同志们讲十月革命，讲列宁，讲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她是那么和蔼可亲！有时看见战士们补衣服，补得不好，就拿过针来，笑着对战士说：“看你们，拿针比拿枪还笨，来，我替你缝。”

天冷了，战士们没有热水洗脸，有的索性几天不洗脸。有一次，赵一曼看见一个战士的脸很不干净，就把那个战士叫住，问他：“你为什么不洗脸呢？”

“嘿嘿，政委，有饭吃，有仗打就行，这个年月，要那么干净的脸干什么？”

“这不对！”她严肃地说：“革命，不是三天两天的事，要当日子过。我命令你，立刻去洗脸。”

那个战士很难为情，拿着毛巾就往小河跑去了。

突围后发生的事情

1936年，日寇在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残酷的烧杀政策。珠河以东滨绥线北部许多小屯子烧光了，活着的老百姓被赶到几个大屯子里。

赵一曼和王惠同团长，带领着他们的团队，跟敌人血战了几次，歼灭了一些敌人，退到了滨绥线以南的地区。

过了几天，党为了拯救道北地区的人民，又派王惠同、赵一曼带领部队过道北去坚持那里的局面。

二月里。天气寒冷，大雪铺地，他们的部队过了道北后，由于叛徒的告密，一天晚上，全团被1000多敌人包围了。赵一曼和王团长沉着地指挥着自己的部队，跟敌人血战了一天一夜。敌人集中了所有的炮火猛攻。但是，都被他们打垮了。

夜晚，敌人的攻击暂时停止了，在包围圈外燃烧起一堆堆的野火。赵一曼观看了敌人的动静，向王惠同团长说：“形势危急，我带一个连坚守掩护，你带领其余的人突围。”

王团长说：“不行，我们死也死在一块。”

“那为什么呢！”赵一曼坚定地说：“我们多活着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你突出去，从外边打击敌人，的人的兵力分散了，我就趁机带人突出去。”

王惠同团长考虑了她的意见，觉得很对。便果断地说：“好吧，我们一冲出去，你们就冲。咱们到帽顶儿山会面。”

赵一曼亲自指挥者一挺机枪，向敌人猛打了一阵，王惠同团长率领部队向外冲去。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赵一曼估计大部队突出去了，她带领着战士们悄悄地离开了阵地。他们行动得很巧妙，快到了包围圈外，敌人才发觉。敌人集中了所有的火力追击他们。赵一曼觉得腿上被一个重重的东西打击了一下，她倒了，腿部受了重伤。但是，她又立刻站起来，向战士们喊着：“同志们，冲出去呀！冲出去就是胜利！”

几个战士搀着她，她咬紧牙，继续向前走。

天亮以后，赵一曼和几个负伤的同志冲出重围。但是，她没有找到王团长。王团长在突围中受了重伤，被敌人俘去以后，坚贞不屈，被敌人在小九车站枪杀了。

赵一曼住在老百姓挖的一个地窖里。这时候，她身边除了几个伤员，再也没有能战斗的人员了。他们团300多人，几乎是全部战死了。有的同志悲痛地说：“完了，我们全团都完了。”

赵一曼坚定地鼓励着同志们，同时也是鼓励自己，说：“不，我们团不会完的，只要我们活着一个人，我们二团就仍然存在。”

一天夜里，赵一曼正在地窖里熟睡着，敌人突然扑了进来，她刚把枪摸在手里，敌人就把她的手抓住了。

赵一曼带着重伤，被关进了珠河县城里一个小屋里。

在敌人的法庭上

赵一曼被解到哈尔滨日寇警察厅。

日寇警察厅长是一个肥头大脑的家伙，留着两撇仁丹胡。看见赵一曼跛着一条腿走进来，他就从转椅上站起，假惺惺地招呼她坐下。

赵一曼冷笑了一下，砰地一声，用手把椅子推倒。她忍受着伤口的疼痛，倔强地站在敌人面前。

“哈，你就是赵一曼吗？”

“你知道了就不必再问！”赵一曼冷冷地回答。

“你是哪一年参加共产党的？”日寇警察厅长拿着笔，准备记录口供了。

“是在我参加共产党的那天！”

“你是哪个部队的？”

“抗日联军。”

日寇警察厅长突然把笔往桌上一摔，恶狠狠地站起来，瞪着两眼，吼叫着：“知道你是抗日联军，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赵一曼笔直地站着，没有回答。

日寇警察厅长在桌子旁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转椅上坐下。半响，他皮笑肉不笑地说：“赵女士，你要想想看，你到了什么地方！”

赵一曼笑了笑说：“我知道。既然落在你们手里，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不，不，”日寇警察厅长狞笑着，摇摇肥胖的脑袋，“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仁慈的，只要你好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会送你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还会答应你提出的一切要求。”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你们要杀就快点杀。”

“哈！死，那是十分可怕的，可怕的……”

“死，在你们这些强盗看来是可怕的，”赵一曼大声地说道。“对我们共产党来说，死，并不可怕！”

日寇警察厅长满脸横肉哆嗦起来，他咬了咬牙，叫了声：“拉下去！”

几个日本兵把赵一曼推到一个小屋里。这屋子阴森森的，满地血迹，放着皮鞭、棍子、红火炉、老虎凳。赵一曼早就预料到了这些，她闭起了眼睛。皮鞭、棍子没头盖脸地落在她身上。她顽强地支持着。血，立刻把她的衣服湿透了。

“说不说！说不说！”凶手们一边打，一边吼叫着。

她昏倒在地上。几分钟之后，她又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湿漉漉的地上。她一只手支着地，坐起来，望着敌人大骂不止。

“换重刑！”

大把的香火、烧红的铁棍纷纷触到赵一曼的皮肤上。她尖叫了一声，但立刻又咬住嘴唇，昏了过去。

她全身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她的眼睛浮肿了，十个指头滴着血，浑身变成一个血人。

最后，野兽们往赵一曼身上泼了三桶冷水……。

在医院里

赵一曼在昏迷中听见有人说话。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她慢慢地睁开浮肿的眼睛，看见一个穿白衣服小姑娘站在面前。她想坐起来，可是动不得。她喃喃地说：“我来到了什么地方？我来到了什么地方？”

“你是在医院里。”身旁穿白衣服的小姑娘低声对她说：“我们这里是市立医院。”

赵一曼微微地抬起头，她看见洁白的墙壁，闻着一股药气味。她明白了，敌人还没把她杀死，敌人还想软化她。她冷笑了一声，接着，向身旁的小姑娘问道：“你是鬼子派来的吗？”

“不，不，”小姑娘摇着头，她的一双美丽的眼睛含着无限的委屈，“我是护士，我叫韩勇义。我也恨鬼子。”

一个约摸40多岁的医生悄悄地走过来，他摸着赵一曼的脉搏，两眼流露着同情的光芒。他痛心地自语着：“唉！他们太无人道了，太无人道了！”说着把赵一曼的手轻轻地推进被窝里，慢慢走出门去。

现在，赵一曼确信自己还活着。她也明白敌人的阴谋，但是，她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的，她不了解。这些人也许是医生，也许是披着白衣的凶手。她又向身旁的小护士说：“小姑娘，你说吧，鬼子到底对你们说的什么？”

护士小韩伏在赵一曼脸上，恳求地说：“你相信我，我们这里也有好人。刚才来的是张医生，他是个好人。”她转脸向门外望望，压低声音说：“这里没有日本人，只有一个看守，他是中国人，就是门外的那个。”

正说着，那个看守悄悄地走进来。这个人20来岁，生着一张朴实的脸。他走到赵一曼床前望着她，怜悯地摇摇头。

赵一曼微笑了一下，慢慢闭上了眼睛。

赵一曼在医院里，接连十几天是昏迷不醒。42度的高烧连续了好几天。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她的生命。负责看护她的张柏岩医生，费尽了心血，把赵一曼从死亡的道路抢救回来。

赵一曼的伤势渐渐好起来。她躺在床上，向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6岁的小护士韩勇义，是个胆大而热情的小姑娘，每当赵一曼讲说起抗日救国的事来，她总是瞪着两只乌黑的眼睛听着，她敬仰面前这个流血的女强人。

看守赵一曼的警士董宪勋，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些年来，他在日寇警察厅当差，只是为了混饭吃，他常常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和悔恨。每当赵一曼对医生护士讲抗日救国的事，他就站在窗外偷听。后来，他索性走到赵一曼床前，向她询问一些事。赵一曼以坚贞气节，以她的革命道理，激荡着韩勇义和董宪勋的心。韩勇义、董宪勋也想从她那里得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逃出牢笼

这时候，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已由乡村转入了深山密林。日寇多次派大兵团“讨伐”也找不到抗联战士的踪迹。他们多么想从赵一曼嘴里得到线索啊！赵一曼伤势好了些后，又被拉上刑堂，但是，他们依然什么也得不到。敌人见严刑拷打达不到目的，便改变了方法，每天派一些化装的特务，混进病房，向赵一曼花言巧语，企图在她不经意的时候，套出些秘密。自然，这是瞒不过赵一曼的眼睛，她警惕着，小心应对。可是频繁的打扰，使赵一曼厌烦，她安排了一条避免和特务谈话的办法，每当特务们来到了医院，董宪勋便告诉赵一曼，韩勇义便给赵一曼服安眠药片。等特务们到病房来的时候，赵一曼已经沉沉大睡了。

6月28日晚上，窗外下着暴雨。豆粒大的雨点，噼噼啪啪敲着病房的玻璃窗。赵一曼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急雨，沉思地向小韩说：“我们坐在这里多安静，风不吹，雨不打，可是，抗联的同志们正淋着雨行军呢！”

“下这样大的雨，他们还会走路吗？”小韩天真地问道。

赵一曼伸手抚摸着小韩短短的头发，又对她讲起抗日联军的故事。

突然，董宪勋满身湿淋淋地走进来，神色很慌张。他低声向赵一曼说：“事情不好，我听翻译说，日本人要处决……你……”说着，泪水就从他眼里流了下来。

赵一曼什么也没说。她仍是望着窗外的暴风雨。小韩紧紧地抱着赵一曼的一只手，两眼汪着泪水，全身不住发抖。

赵一曼沉思了一会，望望门口，低着声向董宪勋和小韩说：“不要哭，你们要是有胆量，能不能帮助我逃走？”

“只要你能逃出去，我死了也情愿！”小韩激动地说。

“我也愿意跟你逃走！”董宪勋也说：“我不能再帮助鬼子杀自己的同胞了，我要走………”

第二天夜晚，大雨还在下。哈尔滨大马路上的路灯，显得特别暗淡。一辆出租小汽车悄悄地开到了医院的后门外。小韩、董宪勋扶着赵一曼，爬出后墙，上了小汽车。

小汽车像一只离开弦的箭，在大雨滂沱的马路上飞驰。顿时在风雨中消失了……

黎明前的黑暗

上午。雨停了，太阳从云端里露出了它的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