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与沙孟海 沉浮浙东两才子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12月26日生于浙江慈溪官桥。慈溪古称句章，因后汉有董黯者，事母至孝，常于溪中汲水奉母，人称董孝子，故改县名为慈溪。慈溪地处浙东宁绍平原，濒临杭州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与上海隔海相望，交通便利得风气之先。
陈布雷祖父陈克乔，为当地一茶商，晚年以盈余渐置田产。陈父依仁承父业继续经营茶叶生意。陈布雷5岁时，由父亲启蒙，教他识字。第二年开始从堂兄训正居家读书。训正为大房独子，字屺怀，长陈布雷18岁，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陈屺怀思想激进，鼓吹革命，曾任上海《天铎报》社长。他对陈布雷爱如亲弟，亲自教导，督课极严。陈布雷10岁已读完《春秋》、《左传》、《书经》。13岁离家到三七市董氏学馆就读。馆主董子咸、董子宜兄弟是慈溪有志改革之士，提倡新学。董氏兄弟与陈屺怀等人在上海经营出版事业，所以董氏书斋摆满各种新书和报刊杂志，这正合陈布雷心意，于是常去翻阅，尤喜《新民丛报》、《新小说》、《浙江潮》等报刊。陈布雷数理基础较差，对《几何》等课程总是茫然不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依仁命儿子应童子试。陈布雷不乐意，但不敢违抗父命，只得勉强随父到慈溪县城应试，敷衍了事，草草完卷。榜发，应试151名，陈布雷背榜为第151名。陈依仁大怒：“花钱让你读书，竟然全县倒数第一，丢尽了陈家脸面。”回到家里，母亲也不高兴。董氏学馆是不再去了，关在家里，闭门思过。陈布雷心想，生为人子，不能为家族增光，却也不该给家人丢脸，对不起父母，于是读书更为勤奋。县试过后，府试临近，陈布雷请求前往一试，经母亲说情，陈父总算勉强同意，乘船到宁波参加府试。
府试共考五场，四书、史论、策问、时务、经义，陈布雷均名列前茅。尤其史论是陈布雷的拿手好戏，考了个第一名，时务考了个第二名，最后总榜分布，排名第一。主考官于内室设宴款待，以示嘉奖。父亲陈依仁脸上也雨过天晴，笑逐颜开。
光绪三十年(1904年)，陈布雷参加院试，录取为第五名，为慈溪县生员，习惯上称为秀才。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因此陈布雷为名副其实的末代秀才。
1904年，陈布雷进慈溪县中学堂(今慈湖中学)读书。国文教师冯君木先生十分赏识陈布雷的作文，但指出他的文章条畅而凝谧不足，必须加强修辞练句的训练。冯君木告诫说：“‘文从字顺各率职’，知此七字，乃始可以学文。”冯对学生热情诚恳，知人善诱，弟子稍有长进，就赞不绝口。除陈屺怀外，1912年，民国元年，陈布雷任教宁波效实中学，担任英文及外国史课程。因所任课程简易，不需多作准备，觉得空闲，于是接受上海《申报》之聘，兼任译述记者。后又兼任宁波《四明日报》撰述记者。在这段时间里，陈布雷每天上午在效实中学教书，下午去报社写短评一二则及随感录近千字，天天不断。冯君木先生最喜欢读他的“随感录”，说：“随感之笔墨与思想，均不多见。看来汝之性情文字在于政论，不擅作诗文也。”
1920年6月，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聘去上海编译《韦氏大字典》。不久，《商报》成立，受聘为编辑部主任，负责撰写新闻评论工作。陈布雷的文章向以“敢言”著称，再加上他文笔犀利，议论透辟，人们争相传诵。当时，曹锟贿选，《商报》公开反对，陈布雷在第一版用大号铅字排印，下印曹锟照片，称之为“捐班总统”。后曹琨下台，段琪瑞入京执政，《商报》又对其政治措施严加抨击。这一时期，《商报》的政治态度实际上与广东的国民党遥相呼应，如出一辙，所以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和肯定。中国共产党《向导》周刊也经常转载陈布雷主笔的《商报》社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经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陈屺怀等人的介绍，陈布雷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当时蒋介石迫切希望有一幕僚长，会动动笔头，出出主意，又要有文采。不是说当时没有其他文人可用，人才多的是，但像陈布雷这样才思敏捷、文笔犀利而且温和谦恭，毫无野心，品行端正，忠心耿耿的确也不多，这是蒋介石把陈布雷倚为左右手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此陈布雷依附蒋介石，作为文胆，位近中枢，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处长、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等高级职务，如影随形般追随蒋介石左右约二十年，深得主人信赖。蒋介石尊称下属为“先生”者仅陈布雷一人。蒋介石多如牛毛的文告、讲词、命令十有其九出自陈布雷之手，令人钦佩的“道德文章”遂为一人所用。
陈布雷与沙孟海二人同门，情同手足，又先后为蒋介石所用。一个是蒋介石的“国策顾问”，最终自杀石头城，随蒋氏王朝西去;一个是蒋介石的“文学侍臣”，却得更生西子湖畔，成就一代书坛宗师 。
书坛圣手，原是同门师弟
“文学侍臣”，负责撰修家谱
1941年，陈布雷在重庆，跟着蒋介石当侍从室二处主任，作为幕僚长，掌握机要文字。十几年来，他失眠严重，身体疲惫不堪，迫切想要找一个帮手。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同乡又是同门的书法圣手沙文若。这个比他小十岁的同乡和同门，颇有文才，秉性清高，特别是有一手好书法，早已扬名上海滩。可是他有几个弟弟曾经是共产党员。不过沙文若本人倒是不问政治，秉性善良端正。
沙文若就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沙孟海。1900年生于浙江鄞县大咸乡沙村，从小家里较穷，不象陈布雷那样是个望族，要供他这个长子读书相当艰难。沙父是个乡村中医，爱好书法，收藏了一些字帖，平时有暇，喜欢挥毫习字。沙文若从小耳濡目染，也就爱上了书法。父亲见长子爱好书法也就把家中所藏碑帖统统找出来，让儿子多多临摹。所以沙文若自幼揣摩钟繇二王与明清名家墨迹，日复一日，大有长进。
1914年，沙父去世，15岁的沙文若正在宁波慈溪锦堂师范读书(1984年，经宁波市政府批准，锦堂师范恢复校名，沙孟海老人亲笔题写校名)，常常以字易粟，养活母亲和弟弟。此事引起在锦师讲学的冯君木先生的赏识。冯先生是浙江著名的教育家，陈布雷的恩师。他让沙文若与自己的侄子冯定一起学习，亲自教读古文，攻读史书。因此，沙文若与陈布雷同属冯君木先生弟子。这就是同门的由来。
师范毕业后，经冯君木先生介绍，沙孟海到宁波富商蔡芹荪家做家庭教师。他一面“坐馆”，教蔡家子女课读，一面苦学，在书法、国学诸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0岁的人在浙东名城宁波已大著文名，像吴公阜、朱鼎煦等各流都愿与他折节交游。他对书法情有独钟，终于融各家之所长，自出机杼，别有法度。1920年冯君木移居上海，主持钱业公会办的钱庄中学。这个学校重古文与书法，聘沙孟海为该校教师。
离开故乡，来到人才荟萃的上海，是沙孟海一生的重要转折点。由冯君木介绍，年轻的沙孟海得以结识像康有为、吴昌硕、章太炎、沈尹默、徐悲鸿这样的一些文化泰斗。尤其是吴昌硕对他尤为青睐，经常为他作诗题词，对他的书法大加赞扬，常常以清代著名的篆刻家吴让之来比他。沙孟海于是更加勤奋，1928年发表《近三百年的书学》、《印学概论》等两部著作，被学术界认为是书法、治印领域的扛鼎之作，因而名声大噪，被目为海上名人。有意思的是，沙孟海的四个弟弟无一例外的都参加了革命，成了职业革命家。其实沙孟海本来也可能成为共产党员，早在1926年，冯定就曾介绍他参加共产党，但他考虑再三，一家老少经济得由他支撑，再说他清醒地估计自己作为长者的责任。他对冯定说：“你们都有被捕的可能，我想留一条后路，必要时可以营救你们，还是不参加党为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927年，陈屺怀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当时的农工厅厅长朱家骅要物色一位精通文墨的人当秘书。陈屺怀举荐了沙孟海。沙孟海征询了冯君木的意见，考虑到一家的生活经费无着，于是同意赴杭。作为朱家骅的私人秘书，沙孟海不问政治，任务只是写写应酬文字，好在他为人忠厚，又是陈屺怀、冯君木这样的人引荐，朱家骅虽然是国民党中统的元老之一，“政治警惕性”不谓不高，对沙孟海兄弟的情况也不会一无所闻，但沙孟海这样的人品学问难得，因此对他还是非常信任。后来朱家骅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沙孟海也随之到了南京。
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设立侍从室，陈布雷为二处处长，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作为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和政治秘书，除了起草文告、函电、命令等还有许多如挽联等红白喜事需要应酬，也得有人代笔。想来想去，想到了同门同乡沙孟海。
1941年的一天，侵华日军出动几十架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陈布雷在防空洞里碰见了朱家骅，说：“骝先兄，我想请我的同乡同门沙文若到侍从室来帮忙，委员长也很重视他这个人才。”“布雷兄，沙秘书不愿从政，他本人意愿……”“这点无妨，像沙君这样才气横溢之人，总是清高的。侍从室也不过是想请他搞些庆吊文字。请你回去告诉他，先到我家来一趟，我们同学面谈叙旧。”
朱家骅无法推阻，回去通知沙孟海说：“布雷先生要你到他家里去一趟，说有事找你商量。”提起陈布雷，沙孟海顿时想起了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时他四弟在宁波被捕，沙孟海先是通过朱家骅向浙江省政府说情，可是浙江省当局不买朱的账。无奈只得去找老同学陈布雷帮忙。当时陈布雷正忙得焦头烂额，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陈布雷胞弟陈训慈说：“救人如救火，我们先以布雷兄的名义发电给浙江省政府，事后再给他打声招呼。”后来沙文威是救出来了，可陈训慈却受到陈布雷的严厉批评：“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打一声招呼？”对此，沙孟海心中耿耿于怀，以后一直与陈布雷没什么来往，疏远得很。此时，沙孟海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来到了陈布雷的寓所。
“孟海兄，布雷几次请你，你却借故推辞，你我之间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呢”陈布雷很客气地说。
“那能呢，孟海整日忙碌，无暇外出，布雷兄日理万机，我怎么好随便打扰。”
“见外，见外，你我同饮甬江之水，又同受冯君木先生教诲，同窗手足，何能一时忘怀。”沙孟海是个书生，听了陈布雷真挚的话语，也动了感情。陈布雷继续说道：“现在国事实忙，急需真才实学之人。今请孟海兄前来，实望仰仗你的大力，在侍从室为我分担一些公务。”沙孟海一听，如坐针毡，急忙说：“从政，我是一窍不通的，我只会教书。”
陈布雷淡淡一笑：“孟海兄不必多虑，我请你来，并非让你插足政治，只希望你能替我搞些应酬文字，怎么样？老同学肯屈就帮忙吧。”
“布雷兄，你这里是机要重地，我来恐怕不行。”
陈布雷知道沙孟海会提到这个问题，笑笑说：“十年前为令弟之事，我说了训慈几句，无非是因为训慈这个人喜欢自作主张，对老兄你我深信不疑，书生意气，不问世事。怎么样？就这么决定了吧。”
沙孟海第一次见蒋介石是在重庆黄山蒋氏官邸。“委座，他就是我跟你提及过的沙文若先生。”“哦，”蒋介石立刻想到了陈布雷向他提到过的书法圣手，宁波同乡，“我早就听说宁波出了一位书法高手。”“委座，我与沙文若君一同受业于冯君木先生，”陈布雷又特为介绍：“沙文若君不但书法好，而且精通文史。”“哎，布雷，上次跟你提到过的事，跟沙先生说过没有？”蒋介石又问。“这个，还没有，”陈布雷想了一会，对沙孟海说：“孟海，委员长想让您负责撰修《武岭蒋氏家谱》。你文史根底深，熟悉宁波文人学者，字又写得好，而且办事认真，年富力强。”对蒋介石的器重，沙文若不置可否。但他拿定主意，只写一些庆吊应酬文章，写写家谱，绝不涉足政治和机密。
在侍从室，沙孟海官至简任极，待遇相当高，且多空闲时间，这样，他又可以钻研他的书法、篆刻，旁及文字、考古、古代史，更加渊博贯通。作为蒋介石的“文学侍从”，他虽居要津，但平时深居简出，与权贵不相往来。他的四弟沙文威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一次问他：“最近行政院长张群说了些什么？”沙孟海竟瞠目无以对，无奈地说：“张群是干什么的？我不认识他！”这使沙文威大失所望。
陈布雷与沙孟海二人同门，情同手足，又先后为蒋介石所用。一个是蒋介石的“国策顾问”，最终自杀石头城，随蒋氏王朝西去;一个是蒋介石的“文学侍臣”，却得更生西子湖畔，成就一代书坛宗师 。
“国策顾问”，石头城内自杀身亡
书坛宗师，西子湖畔再领风骚
在侍从室，陈布雷对他的这位同门师弟十分关照。他告诉沙孟海：“修谱乃百年大计，我力不胜任，有劳你了。这里有我于民国三十六年写的跋，供你参考。”沙孟海一看，陈布雷这样写着：三十四年夏，寇患犹炽，某日之夜，余侍蒋公于渝州郊外老鹰岩之别邸，明月照人。蒋公问余：“亦忆榭山(全祖望)先生有蒋紫金园庙碑之作乎？是我族之掌故也。”明日余检点此文以进，蒋公览之欣然色喜。抗战胜利，乃请吴稚晖先生书此碑，命公子经国精选苏州名手刻石以垂久远。三十五年夏刻为既成……(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后学慈溪陈布雷谨跋)
修家谱，沙孟海首先起草的是《先系考》一篇，他据《左传》指出蒋氏是周公之后。根据借集的各地蒋氏家谱，并参考地方志，逐步追查，最后由浙江宁海龙山一支找到线索，至于宜兴、天台及其他，他倒并不采用。蒋介石看后很高兴，陈布雷也连连说：“孟海，你这《先系考》查考得有根有据，比我强多了。”
沙孟海修家谱修了三年多，到最后即将付印之时，蒋介石指示，鉴定吴敬恒，即吴稚晖老头，这是蒋推崇的人，内外题签，长篇序文都是吴稚晖，总编纂定为陈布雷。沙孟海转告陈布雷，并加拟了一个编纂协纂名单，沙孟海自己只列四个编纂之一。
陈布雷看后说：“孟海，修谱之事，其实是你一个人奔走，我是总编纂，你应该是副总编纂。”沙孟海说：“那里话，蒋族未与我联系之前，已邀请溪口夏老，虽未着笔，但乡党尚齿，如列我为副总编纂，便难以位置夏老。”名单报上去后，蒋介石别无意见，只是在他亲笔写成的《先系考序》一文中写明：“今岁戊子吾族重修宗谱，特聘武进吴先生为总裁，主其事，慈溪陈君布雷、鄞县沙君文若发编纂，襄其成。”历时三年，编纂的《溪口武岭蒋氏家谱》就由吴稚晖挂头牌，陈布雷、沙孟海为主，而实际上则是沙孟海一手编纂而成。
1948年11月上旬的一天，沙盂海得悉老同乡和同门陈布雷身体不适，特地到湖南路寓所去看望。室内光线昏暗，陈布雷脸色憔悴，讲话也显得有气无力。“布雷兄，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身体要保重啊，凡事想得开一些。”沙孟海有点吃惊，陈布雷怎么像个久病之人。“没什么，文若，近来神经衰弱，累月不痊，我怕是不行了。”“布雷兄，你身体不好，就请长假，不必再忧虑国事了。”沙孟海环顾四周问：“嫂夫人呢，怎么没见她？”“哦，她到上海参加我外甥女的婚礼去了。”陈布雷神思恍惚，长叹一声：“孟海，你我同门，又共事多年，想当初在老师君木先生门下，纵论天下，谈笑风生，如今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你也华发初生，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啊。”“是呀，老了。”沙孟海也坦率地说：“布雷兄，我真有点弄不明白，抗战胜利时形势似火，不过三年，江河日下，怎么会这样？”
陈布雷又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二十多年前，我堂兄屺怀将我介绍给蒋先生，我开始不愿去。你是了解我的，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我是走错了路，搞政治非我所愿啊！”陈布雷很诚挚地说：“孟海，我也对不起你，把你也拉到官场来，幸亏还好，你只搞些庆吊文字，修修家谱。”沙孟海也有点动情了：“布雷兄，我正想跟你说呢，我想修谱事毕，回家卖字为生算了，内人已去了宁波，我是干不来官场这一套公务的。”这时，陈布雷已一声不响，如入梦中了。
“布雷兄，多多保重，我告辞了。”沙孟海告别陈布雷之后不久，突然听到陈布雷“心脏病突发身亡”的消息，他立刻意识到这是自绝，并非病故，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了。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的沙文汉;是沙孟海的三弟，担心大哥被蒋介石劫持去台湾，早已为大哥在上海安排了住处。1949年的旧历除夕，沙孟海在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宿舍里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三弟媳、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他惊喜交集，半天说不出话来。陈修良是冒着危险来与他商量他的去留问题的，沙孟海胸有成竹，不假思索地说：“留下来，我决不去台湾！”后来，根据安排，沙孟海借故回到上海，住进了沙文汉为他准备的亭子间，从此与蒋介石脱离了关系，结束了他20多年的从政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沙孟海应聘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文字学。1952年担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调查组组长，领导全省的考古调查工作。1954年又兼任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但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毕竟是书法，他的字气势宏伟，蕴藉沉雄，被誉为“真力弥满，吐气如虹”，无论篆隶楷草都无比精美，尤以行书独步书坛。
由于沙孟海的书法名声赫赫，浙江省的名胜古迹无不请其挥毫，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就是他的手笔，当时署名“沙文若”。五十年代，他的当省长的三弟沙文汉被错划为“右派”，结果“沙文若”的署名也从匾上消失了。此事后来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表示应当重新题名。如今的灵隐寺“大雄宝殿”这个横匾就是沙孟海重写的。在“文革”中，沙孟海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为了不牵涉亲友，他不得不把从20年代开始迄于“文革”前的几十年的日记付之一炬。对于史料研究、书法艺术来说，这一炬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沙孟海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他重新握管挥洒，八旬老翁既担任西泠印社社长，又在浙江美术学院重开书法课，带研究生，忙得像个年轻人。到了九旬高龄，他还是伏案写作，孜孜不倦。《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论书丛稿》、《沙孟海书写谱》都是他晚年的著作。这些经典之作，饮誉国内，流播海外。
1992年4月26日，“沙孟海书学院”在浙江宁波的东钱湖畔正式成立。全国各地的书法家、沙孟海的学生故旧数百人参加了成立仪式，92岁的老人也即席发言。可惜这是沙孟海一生中最后一次学术活动。当天晚上，沙孟海下榻于宁波甬港饭店，次日凌晨起床去洗手间不幸骨折倒地。当地政府立即用海军直升飞机送他回杭州医院抢救，经过近半年的治疗，终于未能挽救这位世纪老人的生命。
